没读过《疫苗之殇》全文就别瞎扯了！
疫苗事件引起很多人关注，但是现在的人啊，真是没耐心。网上杂七杂八的讨论大多只是连《疫苗之殇》报道都没看完的一知半解或断章取义。喏，“原著”在这里。仔细看看再着急！
潜藏风险
自古以来，传染病就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是疫苗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疫苗是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它有效地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捍卫着个体和公众的健康。
但疫苗本身毕竟是高风险的生物制品，尽管疫苗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仍然没有国家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尤其是在中国，在近几年频频见诸报端的疫苗事件背后，是人们对疫苗安全越来越深的忧虑。
“出问题最主要就是两点：生产环节的疫苗质量和流通环节的冷链保存”，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所谓疫苗质量就是指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我们的很多疫苗一直在原地踏步，还在使用西方国家淘汰很多年的技术。中国的一类疫苗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把持和垄断。这些研究所本来都是政府下面的研究机构，1987年市场化以后成为国有企业，但是还是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每年的所谓招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疾控中心，卫生部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来价格，按订单生产。其目的就是实现统一价格，分片而治，避免在内部实现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所以也根本上谈不到优胜劣汰机制，所谓采购前的招标都不过是走个过场”，陈涛安介绍说。
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2010年两会上的发言，也从侧面部分印证了这一论断：“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这番话在当时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很多人，而在一年之后的云南调研时，王宇又有了另一番表态：“目前疫苗的新技术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运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 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
这是来自疾控中心最权威的论断，从这简单的几句话里也基本反应了中国疫苗生产行业的现状。
中国疫苗生产企业有48家，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但我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上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
“王宇说的还是客气的，可能远不止三十年，很多疫苗还在使用六十年代的技术”，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观点更惊人，“最主要的差距在人才。起码在免疫学领域我们给人才的待遇，空间都不行，自己培养起来的留也留不住，流失非常严重，可能国外的研究所一个博士后就给你拉走了。免疫学是基础学科，而基础研究短期内是很难有产出的，中国在科研领域实行的是项目制，有项目才有钱，但有项目就要有成果，太急功近利。生物医学中免疫学是最核心的，别的你学可能也能学个样子出来，比如我们的航母，你拉过来修理下也有个航母的样子了，但是免疫学你学样子是没用的，西方的核心技术对我们是保密的。机制不改人才就留不住，留不住人才你很难有质的进步。”
说到疫苗技术的更新，王月丹举了糖丸这个最典型的例子。“一类疫苗中我们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比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而在国外十几年前就全面淘汰了这种疫苗，改成了灭活疫苗。当然灭活疫苗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成本高昂，免疫时间短等，但是起码在安全性上要好太多。尤其是糖丸，如果能有所改进，比如第一剂改为灭活疫苗，或者最起码你能回头把用了几十年的毒株重新优化一下，减低它的毒性，每年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发生”。
所谓减毒疫苗，灭毒疫苗是目前常用疫苗里最主要的两个大类。减毒活疫苗是用弱毒或无毒，接种于人体后，在适当的组织系统中有限度或短暂地增殖，类似一次轻型的人工自然感染过程，从而引起与传染病相类似的免疫应答，但不会发病。减毒活疫苗在人体内作用时间长，所需接种的次数少，可以产生比较牢固的免疫力。但是减毒活疫苗可以继续在人体内复制生长，因此一些有免疫缺陷或体质较弱的人群在接种这类疫苗后可能无法控制这些活疫苗的复制，从而引起严重的，甚至致命的不良反应。
据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糖丸异常反应率为百万分之一，但因为要服用四剂，实际上相当于25万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脊灰疫苗一旦发生异常反应是无药可治的，每年都会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肢体残疾的孩子。很多年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他们多年不断地奔走和抗议之后，卫生部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在2008年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做好脊灰疫苗相关病例的鉴定，赔偿和后期保障问题。
“多联疫苗在技术上我们很多还是有难度。但是就单一疫苗而言，实际上，我们一类疫苗里的所有种类的减毒疫苗都改成灭活疫苗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成本，“要知道我们的一类疫苗里政府采购价有的只有1.8元，这实际上太低了。我认为应该把一类疫苗的采购价提高些，给这些企业利润，它才好升级工艺和再投入。而二类疫苗反而要设立上限。有的疫苗，尤其是进口品种，价格贵的离谱。”
对此，陈涛安还是有不同意见：“政府采购定价低只是一个方面，你提高了价格他的质量也未必上得来，一类疫苗实际上是垄断经营，没有竞争，要换成灭活疫苗他就需要更新生产线，要淘汰落后产能，但是他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供不应求，怎么会有改变的动力。二类疫苗市场也只是部分放开。虽然国外公司占了近50%的市场份额，但是加了很高的关税和各种管理和物流的成本，价格高的吓人，实际消费的人群很小，很难对他们形成冲击。这样长时间没有改进和创新，往后看很可怕。”
而在良莠不齐的二类疫苗市场，质量就更加难以保证，这几年接连曝出的江苏延申疫苗造假事件，大连金港安迪的疫苗违法添加事件以及去年山东破获的涉及全国的非法疫苗案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如果说疫苗质量属于“天灾”，是短时期内很难改变的，那冷链系统的隐患就属于“人祸”了，虽然“山西高温疫苗事件”曝光以后，整个疾控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陈涛安还是无法乐观起来。“卫生部官员都出来表态说短暂的高温暴露不会影响到疫苗的安全性和品质，这不是拿生命当儿戏么，这个表态一出来下面就没法弄了。”
在国际上，对疫苗的运输和保持都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标准。以美国为例，规定要求疫苗装运和疫苗到货时间间隔不应大于48小时，疫苗日常储存时，冷藏室的温度应当保持在2℃－8℃，冷冻室的温度应当保持在－15℃或更低。应在冰箱中放置大瓶装的水，以便在打开冰箱门时可以保持温度不变。此外，部分疫苗在储存方面有特殊要求，例如，麻疹、风疹及腮腺炎疫苗均应避光保存，而水痘疫苗除要求避光外，尚需冷冻保存。疫苗储存场所负责人还应制定书面的紧急预案，以保证在发生断电或机械故障时，能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而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也制定有关于疫苗的生产规范（国标），并且强调说疫苗的温度过高或过低，均可致使疫苗的生物特性发生变异而改变，后果是极其严重。并规定了疫苗的生产，运输，储存以及注射前的冷链温度必须要有完整和严格的温度记录。而疫苗在流通环节中最少要达八次之多，即生物制品生产线——成品储存仓——途中冷链运输——省级疾控中心的采购与监管——市级疾控中心统一的供应与储运——区县级疾控中心的储运与分发——接种医院的领用与销售——接种人员注射等。“我们国家的现状是：设备基本具备，但监管有问题，基本要靠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冷链的八个环节里前面做的还好，关键是根节点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到了地处偏远的县乡一级，根本得不到保障。”而记者的采访案例中确实也有多个反映乡村诊所及乡村医生缺乏必要的冷藏冷冻设备，“就摊在桌子上，来一个孩子打一个”，山东莒南县的张庆花说，在她的孩子出事后，乡村医生举家逃亡。
而孩子和家庭会成为这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是种没法选择也没法逃避的风险，每个家庭都要面对。你觉得国产奶粉不好可以选择进口的，你觉得马路不安全可以待在家里，但是，疫苗你必须要打，否则你的孩子连学都上不了”，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国人关注疫苗安全和疫苗伤害立法的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说。
鉴定之困
“2007年在卫生部门前，有5人一伙河南来的接访官员，因为被接家长躲避他们，接不到而着急，整天在卫生部门前溜达。后来没事就和在那里上访的我们攀谈起来，熟了以后就开始诉他们的苦。我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你们看我这五大三粗，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吧，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数一二三后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他们没有数，我替他们数到一二三，瞬间眼泪从我的眼里喷涌而出，吓得他们倒退了几步。后来更熟悉互相的故事以后我对他们说，看到真正的苦了吗？他们说知道了，我说不，你们根本看不到我的心里在流血！”这是福建的糖丸受害者家长吴霖写在糖丸群里的一段话。他的孩子1995年5月发病，走了漫长的鉴定维权之路，一直到2010年拿到98万的赔偿，历时11年。
而这几乎是所有疫苗疑似病例里的普遍现象，每一个不幸中招的家庭都在承受着孩子伤残的巨大痛苦的同时，还要面临给孩子做鉴定的各种困境和折磨。“偶合”“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等等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都使父母在维权时面临极大地困难。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过上访的经历，足以说明目前看似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及鉴定机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亟需相应法律法规的改进出台。
“偶合反应”是最多出现在鉴定报告中的字眼。中国疾防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刘大卫曾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偶合症是指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接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或者是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正好要发病，处于潜伏期，打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所以偶合症和疫苗没有关系。” “一旦被鉴定成偶合，你就完蛋了。就是让你自认倒霉，自己承担责任”，一位受害者家长说。而“不排除”，已算是疫苗问题家庭获得的有力证词了。“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
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王月丹说。
而即使被鉴定为疫苗异常反应，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也难称坦途，卫生部就曾经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异常反应是疫苗本身固有特性引起的，是不可避免的；它既不是疫苗质量问题造成，也不是实施差错造成，各方均无过错。因此，对受种者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不是赔偿。
比鉴定结论争议更大的还是鉴定机制的设计。2008年12月1日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开始实施，里面明确规定：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
“两级医学会是怎样组成的?各专家受职于各大医院的行政上级，不正是你们卫生局和卫生厅吗?”疫苗伤害家长余同安在《鉴定办法》出台的当年就提出质疑，在他第一次疾控中心的鉴定结论为偶合后，直接就放弃了去找医学会做鉴定，“我不信任他们能给我公正的结论”。
“哪有什么随机抽取，医学会的专家也都是内定的，很多都是在疾控中心供职的专家。你比如到区县一级的，那里一共可能就那几个专家，你抽来抽去还是他们。虽然医学会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社团，但里面的专家还是供职于卫生部下属的医院和机构吧，还是摆脱不了自己鉴定自己的现实。卫生部把所有的医疗技术资源垄断了。”陈涛安说。
紧接着在2010年3月卫生部又专门下文强调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做出调查诊断结论。“那么多专家学者说的都不算，只有他们自己说了才算”，山东济宁的张武昌2010年带着吃糖丸导致残疾的孩子进京看病，“我们问医生结论，医生愣了五分钟没说话，最后一把掀了桌子，“我不能写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本身承担了大量的预防接种工作，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来牵头成立专家组，无异于自己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法官”的原理。卫生部门颁布的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家规”，显然过于有利于卫生行政部门以及作为其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而不利于对接种者的权益保护。
而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的设想很显然不符合中国现实，“比较现实的是异地鉴定，相对公平些”，这个问题在陈涛安心里盘桓了很久，“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家库，由疑似病例的家庭来随机抽取。既然疫苗异常反应是小概率事件，人数不多嘛，交通食宿的费用在财政上完全可以负担的起。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就算各地专家们没时间也可以异地视频会议鉴定嘛，看看病历就基本上清楚了。既然老百姓生命安全与政府机构发生争议，国家理应担起这个责任。”
赔偿之难
疫苗受害者家庭要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尚且如此困难，要拿到赔偿更是难上加难。现有法律法规或语焉不详或缺乏公平，政府和个人都难能满意。如何让疫苗受害者走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在2005年6月1日颁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 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这个说法很宽泛。最后一句也很要命。如果各个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办法你就没有索赔依据。前几天山西疫苗患儿尚彩玲在打了三年官司之后不得不与生产厂家以十万元和解就是个最典型的案例，因为我们山西一直没出台这个办法，厂家说你不出我没有赔偿依据。最后只能“和解”。”
除山西等不多的几个省份外，近几年各省，直辖市还是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出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虽然都存在补偿数额过低的争议，但还是让疫苗受害家庭在维权索赔上的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而2008年时卫生部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也专门针对糖丸的异常反应病例联合下发《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使得糖丸病例家庭在鉴定上和赔偿上都有了质的改变。吴霖就是依据这个文件最终拿到了98万的赔偿，“八部委文件的实际作用在于，给地方政府一个模糊的赔偿依据，也给维权家长一个维权的依据。”
陈涛安就认为不应夸大这些文件的作用。“那只是个文件，是个指导性的条例。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立法”。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吴霖也承认，“当初八部委文件一直在福建省省厅压着没有下发，是我复印了拿给地方政府看的。”
“这些文件里面还有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赔偿都是针对伤残以后的，而实际上，更需要的是刚刚发病时的救治”，陈涛安说“如果立了法，有法可依大家就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规定打疫苗几天之内出现异常反应的，先救治再鉴定”。
山东临沂甲流疫苗疑似病例家长李宝向在一份给政府的手写陈情书中就曾对此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那一针疫苗就像一枚核弹落到了我们家，毁了我们的孩子，也毁了我们的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疫苗百分之百的安全，也就是接种疫苗存在风险，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应该有有效的救助机制来跟进，保证受害者在救治上能及时有效的进行，而不是在判定责任追究责任上拖延，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造成严重后果”。他的孩子在发病后送到北京治疗，不久后因为没钱而不得不中断治疗，造成终生残疾。
很多人并不清楚，预防接种的伤害实际上是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尽管从群体角度来说全民免疫属于理性行为，但针对特定的个体来说，接种疫苗是净损失，因为承担了风险而得不到相应益处——在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基本消失的时候，个体基本没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不过，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可能会传播开来。因此，根据说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可供借鉴。1988年10月，《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获得通过，传统的侵权行为赔偿需要首先通过诉讼划清责任, 该计划则为针对疫苗伤害索赔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
至于赔偿的资金来源，多年一直呼吁对疫苗伤害立法的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做出了自己的设想：“国家每年要发出10亿剂的疫苗，只要财政对每一剂疫苗拿出一块钱补贴，成立一个基金，每年都有10亿元，用于赔偿那些出现异常反应的家庭就绰绰有余了。我们这一路走的太艰难了，希望不要再有人重复我们的悲剧。”
“其实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卫生部已经调研了很久，新的《疫苗流通和管理条例》已经在制订之中。这个就是法律性质的。只是目前还没有时间表”，陈涛安透漏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引子
焦素芳是我在河南商报工作时的同事，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她负责一个专门写情感倾诉的专栏，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段或缠绵悱恻或惊心动魄的感情故事。文笔就像是她的人一样，细腻而温婉。
她的家庭也一直是我们暗暗羡慕的，除了她自己工作稳定，那个老是被她亲切地叫为“小陈”的老公，憨厚而低调，做一点煤炭生意，早早就买了车买了楼。
2008年我离开郑州进入南都工作，生活的交集少了，共同话题也就少了。我慢慢淡出了那个圈子，虽然心里依旧留恋，但也仅剩下网上遇见时的简单问候。后来听说她老公开了家很大的饭店，不久后我出差路过郑州，我还特意去了。嘈杂的大厅里，从夫妻俩的脸上，我看到了明媚的希望。
2010年下半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在网上出现，不过奔忙中的我也没有过多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的一个好友悄悄告诉我，“焦姐出事了，她孩子打疫苗病重，现在北京住院”。“什么什么，打疫苗住院？”我闻所未闻。一个月之后，我正好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在空军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我看到了以泪洗面的焦素芳，以及她因为服用大量激素而全身浮肿变形的儿子陈逸卓。
为了给孩子治疗，那时他们已盘出饭店，“不够就再卖房子，我只要孩子”。我找不出更多的词汇，只能附和着，说是的，孩子在，希望就在。但仅一个月之后，就传来了孩子去世的消息。我震惊了，脑海里忽然想起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她无意间说的一句话：这些病房里还有好几个因为打疫苗住院的孩子。
庞大机器
一想到一对四十来岁的父母失去养到 13岁的儿子，作为旁观者，我的心都痛到痉挛。我想要一个答案。我想知道到底陈逸卓是孤例，还是真的有那么多孩子也正被疫苗的异常反应折磨。如果是后者，概率有多大？有没有可能避免？出事了能否赔偿，找谁赔？我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也会做父亲的。
我首先从导致陈逸卓殒命的甲流疫苗开始调查。从卫生部的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2009年 ）6月初，我国各家甲型 H1N1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从 WHO获得可直接用于疫苗生产用毒种，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7月 22日开始临床试验，经过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审评审批等各个过程，从 9月初开始陆续有 8家企业通过了甲型 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
仅仅不到 90天，一支用于上亿人注射的疫苗就高效率地走完了从立项、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全过程，对比西方几大疫苗巨头即便坐拥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领先多年的生产工艺，要推出一种疫苗也需要短则半年、长则几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形同儿戏。也正因为如此，甲流疫苗从上市就一直伴随着非议，而且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除了留下一些或死或残的孩子。
不久之后，2010年 3月，著名记者王克勤的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刊发，其核心就在于指出了地方疾控对疫苗冷链管理的缺失。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再一次引发人们对疫苗问题的忧虑。然而卫生部在调查之后，一边否认文中提到的大多数案例与疫苗有关，一边辩解说短暂高温暴露不会影响疫苗的安全性。事情又一次不了了之。
再之后就是 2010年 9月开始的全国性的强化麻疹注射，运动式的大规模注射又一次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异常反应报告，而这一次，连疾控中心内部的专家都忍无可忍，不断出来批评卫生部这一举措。上海疾控中心的陶黎纳甚至给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的公开信里写道：“这种‘宁可重复接种一千，不可遗漏接种一个’的一刀切做法已经严重脱离实际，既无法达到消除麻疹的目标，也对广大儿童的健康造成了没有必要的负面影响。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极为有限，但在麻疹与脊灰控制问题上，对已经常规接种的人群反复做强化免疫接种，浪费大量资源，还有不必要的安全性风险，实属折腾。”而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也说：“这令人遗憾！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这次的强化对于世界消灭麻疹没有丝毫的帮助，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暂时压制住麻疹发病增加的例数，但这样的运动不断开展下去，就是在滥用疫苗，助长对疫苗免疫不敏感的麻疹病毒蔓延，最终，反而可能导致加快疫苗免疫保护的失效，引起灾难性的后果。那种加大剂量，增加免疫次数，缩短免疫间隔，就可以增强免疫保护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反对归反对，但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短短 10天时间内就给 1.3亿儿童注射完毕。卫生部表扬与自我表扬，生产厂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又一批严重异常反应的孩子在暗处呻吟，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三年解
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利用其它采访的间隙暗暗寻访那些疑似的疫苗伤害病例，没有什么捷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走访，前后就这样走访了60多家，足迹遍及全国。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不时地提醒自己避免被这种悲伤的情绪左右，从而成为疫苗受害者的代言人。我不想做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查看病历，求教专家，对家长的述说小心求证，找相关病例相互印证，在案例不断的重叠后，答案慢慢浮现了出来。
原来疫苗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从生产、监管、冷链运输到伤残鉴定，再到赔偿，漏洞百出，积弊深重且持续多年，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所谓天灾，就是主管部门政策层面的拍脑袋，不做调查研究就一刀切运动式地强制免疫；生产厂家垄断经营，不思进取，在一个被呵护的温柔乡里用三五十年前的技术安然生产今天的疫苗，导致我国的疫苗质量和安全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人祸，就是运输保存环节冷链系统的巨大漏洞和管理缺失，以及医务人员在操作时不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加甄别的注射。
出事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每个出事家庭的苦难却几乎是相似的，因为疾控中心垄断了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权，就导致每个出事家庭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强大对手，几乎难有赢的希望，求告无门，濒临绝境，上访就成了唯一能做的选择。上访，维稳，再上访，再维稳，永无宁日的苦旅，耗到你绝望为止。最极端的，辽宁葫芦岛的卡介苗异常 反应的家长杨玉奎，先是以寻衅滋事罪在北京被判刑五个月，不久之后回到葫芦岛又被劳教一年，到期后，又以“劳教期间表现不好”为由增加一个月。
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和程序上的严重非正义，卫生部很清楚，但从来没有真正试图去改变过，这么多年一直深沟高垒，外人无法窥其一斑，就连疫苗异常反应的数字也一直都是笼统的“百万分之一”。而真实的数字因为地方疾控的欺瞒可能连中国疾控中心和卫生部也不会知道，我自然也无法知道，但肯定远远不止于“百万分之一”，起码在我采访的这 60多个家庭里绝大多数的病例是不为疾控中心认可为疫苗异常反应的，很显然，他们也就不在统计之列。这还不包括在资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受害家庭并不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突然出现的伤残是疫苗造成的。在《疫苗之殇》见报之后，南都的热线都被打爆了，全国各地很多父母打过来电话反映看完报道才开始怀疑自己伤残的孩子和疫苗相关。而绝大多数父母在庆幸之余也会心有余悸，仅仅几天时间各大门户网站点击超 3千万，评论几百万，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
风险依旧
恐慌来源于无知。疫苗的风险公众多年来一直被有意无意地蒙蔽着，几乎一无所知。
2013年春天，H7N9汹汹而来，一时人心惶惶，在钟南山院士表态说暂时不需要研制相关疫苗后，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环境破坏的担心，甚至连对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忧心忡忡之后，不断累积的不安全感表现在对孩子上，便是把疫苗当营养品，恨不得给他打上全部的疫苗，好让自己的孩子在多舛的时代里刀枪不入。于是，每一种新疫苗都是在一种众望所归、翘首以盼的氛围中问世的。
此时我觉得，这篇长达 3年的调查到了该问世的时候了。
我无意制造噱头骇人听闻，也无意以这些受害家庭的苦难换取同情的泪水，这篇《疫苗之殇》旨在提醒家长们风险的存在，以及推动完善伤害之后的鉴定与赔偿机制，让那些已经失去健康的孩子和未来希望的家庭，能稍稍好过一些。因为他们不是小数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目前来看，我的第一个目的很显然达到了，但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在稿子见报后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就连五毛们的攻击也显得底气不足。而不回应，不作为，我的第二个目的就很难达到，虽然，期望一篇稿子改变一些存在多年的现实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我之所以还有幻想，同时也是我整篇文章的支撑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一番话——“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实际上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威领导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揭自己的短，而既然说了，他一定也有着推动整个疫苗防疫产业改革的初衷，毕竟，这些脱胎于过去卫生部下属的疫苗研发企业多年来与疾控中心利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仅凭一己之力很难真正触动它。
稿子见报之后，我在疾控中心的线人不断跟我透露着最新的进展，外面看起来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暗流汹涌，他们内部在如何应对这篇稿件上的态度上各方也是争吵不休，一直无法达成一致。而矛盾往往是改变的开始，这座巍峨的冰山会开裂么？我一直保持着这份幻想，虽然我也一直是个悲观的人。
后记
7月20日，北京地区新确诊一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22日，二级市场生物疫苗概念股集体大涨，至收盘，多支涉生物疫苗概念的股票涨停。而达安基因申报的 H7N9检测试剂盒已获国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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