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家书看古代士子的艰难赶考路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北京寓所给四位弟弟写信说：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托我捐功名，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垅，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垅之钱，则丁酉万不能进京。渠来托我，不能不应，拟今岁为之办就。其银钱嘱渠送至我家，有便将执照付至家中，渠银钱一到，即发执照与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发也。丁酉年办进京盘费，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则曾陈二人岂不可感哉？

这段话叙述了一件曾国藩受惠于他人的往事：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已经两次会试失败的曾国藩，准备第三次参加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尽管曾家在当地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小地主，但前两次会试已经几乎花光了家中的钱，于是只能去族人和亲戚朋友家借贷。朱家、王家一分钱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辈曾希六。曾希六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计陈体元将钱借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才得以进京赶考，并在第二年的会试中曾国藩考取了进士，进了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在他三十七岁时就官至二品，成为大清开国二百多年来升官最快的湖南人。现在他发达了，当然到了报恩的时候。两位当年有恩于他的生意人让他帮着在朝廷捐一个官衔当然没有实权，但对生意人来说，官衔是某种保护伞，就如现在商人热衷弄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且死后墓碑上也光彩。曾国藩垫钱在京中替二人办理，办理完毕后将执照寄回家，并告诉弟弟们，即使曾、陈两人还给曾家捐官的钱不足额，曾家也应先将官职执照给两人。

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实则是一个人情练达、知恩图报的人，对社会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十分娴熟，也更能反映那个时代举人进京会试的艰难。

从隋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到1905年满清罢科举，1400多年内，中国的士子进京赶考，其交通方式与通信方式未有根本的改进。一个人哪怕取得了去首都考进士的资格，其进京之路也是十分艰险的，家庭需要承担繁重的盘缠，路途中有不可知的风险。以曾国藩三次会试为例，那时候距今不过160来年，可与今天的交通通信方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曾所处的时代，和唐代的韩愈进长安、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去汴京、明代的张居正去北京，交通条件几乎没区别。而且，清帝国幅员辽阔，京师又在版图偏东北的北京，经济和文化中心又转移到南方，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因此也就普遍增加了举人们进京赶考的难度。

在几个朝代中，宋代的版图是最狭小的。就以北宋全盛时期而言，北部燕云十六州及以北是契丹统治，西北陕北部分地区和甘肃大部分地区是西夏领土，西南的云南是大理国。而首都汴梁从军事角度来看是难守易攻，不是做首都的理想城市。但若以帝国之间人员来往、财货转运而言，却是很合适的地区，汴梁处在帝国版图的中心，且有数条河流汇集，水运方便。因此，几个朝代中，宋代士子进京赶考的成本是最低的。嘉佑元年，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进汴梁参加第二年的礼部会试。父子三人北出剑门，翻越秦岭到关中，然后往东进入中原，到达京师。从眉州到汴梁，这在宋代已经是很漫长和艰难赶考之路了。

可苏轼这条赶考路放在清代，已经是相当轻松的了。在清代，帝国的进士大多出自江浙、福建、广东、四川、两湖地区。南方诸省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举人和到北京应试，路上的行程少者一个月，多者三个多月。清乾隆之前，考期定在农历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农历三月，算是给偏远地区举子们的一种照顾。如进京最艰难的云南，乡试一旦出榜，及第的举人要想参加第二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必须马上打点行装，在初冬就得出发，否则赶不上会试了。因此，云南等偏远省份的举人进京会试，往往要在途中的旅店里过大年。

这对应试者来说，是财力考验，也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考验。举人进京赶考，被称为公车应试，顾名思义是可以使用官府驿站的车马。到了清代，公车待遇货币化了，对赶考的举人，官府根据其路途分别发给三两至三十两银子的路费。这些钱对漫长的旅途花费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如果途中患病那就风险更大花费更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