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吕思勉：如何教授中学国文课
鹭于同学：得手书，辱承下问。仆于文学，于经学，皆非专门；于教育尤无心得，姑就鄙见所及，奉答如下；其是非殊不敢自决也。
1.国文与文学不可混
一，来书问中学国文教授究当如何?此为一至难解决之问题；断非如鄙人者所能解决。但今日讨论此问题者，亦似都无根本解决之方法。兹姑就鄙见所及，妄言之。鄙意今日中国之国文教授（非但指中学言。因中学国文教授，乃国文教授之一部分；必全体明，然后部分之问题，可以解决），必先将“文学”与“国文”，析为二事，乃有可言。盖国文犹语言然，文学则以语言制成之美术品也。天下固无全不须美之语言；然普通达意之语言，自与藉以制作美术品之语言有异；今试“文与言相对照：则普通达意之语言，犹寻常应用之国文也；口中甚美之辞令，犹美的散文也；随口作成之山歌等等，犹美的韵文也。甚美之辞令及山歌等，固系言语所成；然岂得谓普通达意之言语，与甚美之辞令及山歌等等，系一物邪？普通之言语，人人能之；甚美之辞令与山歌等等，则非尽人所能。其故：一由各人之天性，一由生活之不同。同理：寻常应用之国文，人人可学而能；而文学上之国文，即藉国文以作成文学，则非人人所能。乃中国向者，重视文学太甚，几并文学与国文为一谈，凡旧式之教授国文者，大都即教授文学也。自以文学、国文混为一谈，而国文一难。
2.国文、白话与中学国文教学
2.l 国文难学
复次，寻常应用之国文，原系人人可学而能；但其学之，亦必须一定之时日。盖言语不能无迁变，迁变之迹，如日影之移，目不能见，而积之久乃甚著。中国书籍之存于今日者，其最古者，当在三千年以上。此等书籍，今人但能靠前人之注释，读而解之耳，实已不能仿为矣，然其尚能仿为，且全国言国文之人，皆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者，亦在两千年以上。夫人类思想之迁变，如水之流，不舍昼夜。两千年以来，思想之迁变，盖不知其若干里程矣。思想变则言语随之而变，自然之势也。故今日全国言国文之人，所以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文字，倘使出之于口，必无一人能辨。则其为已废弃之言语可知。既已废弃，而全国言国文之人，犹奉为圭臬，而竭力模仿之者，夫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者焉：
①则中国向来崇古，欲知古人之道，必须能读古人之书，欲读古人之书，必须通古人之言。此自了解一方面言，崇古之习惯，使之然者也。
②则中国疆域太大，语言虽大致相同，而细微之差异，则不知凡几，彼此达意之时，若各操其方言，势必有扞格不通之弊，于是在口语上，迫于必要，而所谓官话生焉。古代之书籍，通行既久且广；又其语言久经死去，无复增添，即无复变化；无复变化，即不虞其歧异。藉楮墨以达意之时而用此，犹之口语中之官话也。此则从使用之方面言，实追于事实上之必要而生者也。中国人有此“在纸上说话皆以古语为标准”之习惯，于是能节制全国之语言，使之变迁不至过速，而保持国语之统一，且能使今人与古人之精神，益相密接；古代之教训，有以深入于人人之心；使社会之思想，亦渐趋统一，以养成其深厚之民族性，自亦有益。但因此亦有笃旧而难变之病。
然欲通国文者，则自此而难关。盖人欲学成一事，其难易，自以与其生活关系之密切与否为断。现在通行之语言，必其与现代人之生活，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欲一日不用之而不可）。至古代之语言，与现代不同者，皆其为现代所废弃者也；所以废弃之，则因其不切于现代生牛活故也。然则欲学“与现代言语相异之占语”，即系欲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夫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较之学与现代生活关系较密之言语，其难易必有间矣。故写在纸上之言语，须以古语为标准（文、言分离），而学国文之事又一难。
2.2文言不可尽废
然则尽废文言，代以白话可乎？曰，不可，天下无突然而变之事，只其变迁之迟速有不同耳。故欲悍然而言曰：吾自某日，将尽废某物而代某物，乃为必不可能之事。文言白话之废兴，亦同受此原理之支配者也。文言之所以不能骤废者，有下列数层理由：
①人类社会，无可一旦尽废古训之理，亦无能一旦尽废古训之事。非通文言，则古训不可通。
②向使中国社会，文言大致合一，则全国人所能笔之于书者，皆能达之于口；其不能达之于口者，乃与普通生活极不密切之一小部分；则让诸专门考古之人之研究可耳，今也不然。以向者操笔为文，以古语为标准太甚，日常生活必须用之语言，亦有一大部分，为文言所有而俗话所无者，倘使弃而不用，则意思必极不能达；若欲用之，则非通文言不可矣。今人固云：“名词成语等，尽可采用文言，特须将其句法、篇法，改就语体，则自然容易。”然天下事之困难，往往至实行而后见，悬想必不能尽知。今日白话文中所用乏文言之名词、成语，为数甚多；亦非猝然可通。今日操笔为白话文者，实无甚全不通文言之人，故不觉其困难耳。使其人而全不通文言；其所学之白话文，果全以口语为基础；则视此事，亦必不甚容易矣。
③即“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之说，亦必不能尽行。盖在习惯上，数千年来，文言为有智识之人所操，白话为一般人所操。有智识者，原不能不说话；然关涉某种智识时，亦仍藉文言以济口语之穷。
故文言之句法篇法，皆较白话为进步。其最显而易见者：
①在“简省”：文言能以少数之言语，达较多之意思；白话则无论如何，终必较繁，试以近人白话所译之书，与文言所译之书，比较观之可见。若“读”及“作”，皆全废文言，而代以白话，此中所消耗之时间，煞是可惊（关于此事，蔡孑民为白话辩护云：“读文言者，在脑筋中，仍必翻成白话，然后能了解；翻译之工夫，难道不算？”此言不合事实，请问既通文言者，读文言之书籍，究有在脑筋中一一翻成白话，然后能了解之事乎？文言尽多翻不成白话者，试问如何了解邪）。若谓学白话较之学文言功夫可省此是皎然之事实，然天下事，不能单讲学习时省工夫，亦须讲应用时省工夫。学习时多费工夫，至应用时减省，实系值得之事。文明人受教育之期限，必长于野蛮人，职是故也。试以算术为喻：不讲法则而腹算，不待学习，人人能之。学笔算之加减乘除，一两点钟可会。学珠算则大不然矣。试代“以算账为生活者”打算，愿学珠算乎？抑不学算，而恃不讲法则之腹算，立刻任事邪？
②在“确定”：白话之句法，不能如文言之意义确定，亦为显而易见之事。
③在“势力”；普通应用之文字，与美术文原系两事，然天下无全不须美之文字，特其程度有差耳。美之最切于日用方面者为“势力”，即“与读者之刺激力”。此刺激力之大小，实为文字佳否及适用与否之所由判。就此点言，白话亦不如文言。
2.3不可全用文言
然则仍全用文言而不用白话乎?曰：亦不可。其理由亦有三：
①在活泼：白话为现令全国人所同用之语言（文言实惟小部分人用之），与人人之生活皆密切，故能活泼而富于现代的趣味，此亦一种美也，在美的方面言之，白话之价值，大于文言。
②在善变：语言须随思想而变迁。向者之文言，原非不随言语而变迁，然其变迁也极迟(凡事皆有离心向心二力。向者之文言，对于古语为向心力；而口语则显离心力之作用。即随思想之变迁，古语可废者，口语必尽力废之；新语可增者，口语必尽力增之。而文言则反是。古语非万不得已弗弃，新语非万小得已弗增。有新语之离心力，而后人之思想，不至为言语所滞窒：有文言之向心力，然后能连锁。使今古人之思想，其关系之脱离，不至太快。二者实阙一不可，今后亦仍当并行）。今后社会之思想，变迁必速。文言原未尝不可随之而增加其变迁之速度；然思想变而后言语随之，言语变而后文言随之，其间终须多一层转折。若即以口语笔之于书，则文之变迁，与语同时；在文字上，不至有应变后时，致格不达意，或滞窒思想进步之弊。
③则以现在生活之环境，及受教育之期限，文言必非尽人所能通；且恐为大多数人所不能通（勉强写几句，或勉强能看浅近之书而实不贯串不算通）。此非空谈，有事实上之证明。
今日守旧之士，每诋学校生徒之国文为不通。夫学校生徒之国文，则诚不通矣。旧日私塾生徒之国文，又何尝通？以吾观之：则现在学校生徒之国文，与旧日私塾生徒之国文，正如二五之于一十。今日学校生徒之病，在只能作“自由说”“爱国谈”等等空论，而不能真达其胸中所欲达之意。旧日私塾生徒亦然，所能者，乃“追想唐虞”、“颂赞孔孟”等一派陈言耳。真欲使之达其胸中所欲达之意，彼其窘于落笔，与今日学校之生徒正同，半斤八两，芦席卜滚到地下，尚何必度长絮大乎？昔日之私塾，与今日之学校，其教授诚不能谓之得法，然教授即不得法，亦无功夫多花至一倍之理，即谓功夫须多花至一倍矣，今执私塾教师而问之曰：“中人之资，勤读十年，国文可通乎？”必曰：“可。”学校自国民学校入学起，算至中学毕业，亦十年也，旧式之读书人，终其身于国文者无论矣，新式之生徒，中学毕业后，肯留意于国文，于十年之外，再加以相当之功力者，亦非无之。然其结果，不通者依然不通也。
以此事实，可以证明现在之所谓国文，以吾人之生活状况而言，必非尽人所能通。其通者，乃天性近于此；不关教授之得法，亦不关其人之肯特别用力于此也（凡人对于某事能特别用力，乃由其性之所近，非尽人皆可勉强）。所以然者：文言虽亦系一种语言；然较诸门语，与吾人日常之生活，关系疏密，究大有问，执人人而强其通与生活关系较疏之言语，势必不可得也。故现在之国文教授，诚不得法；然即改之得其法，国文亦非尽人所能通。现在之教育期限，诚不算长；即延长之，亦属无益。
3.中学国文教学原则：求其解勿责其作
然则今后之国文教授，究当如何乎？以鄙意言之，当分为三：
①最浅者。纯用白话；其白话且须全以口语为基础。可参看《建设杂志》中朱执信论广东土语文篇。
②较深者。普通应用之文言。
③最深者。文学的文言。
③为专门之事，姑勿论。②可于中学中授之。但期其能解，勿期其能作；而能作者亦勿遏抑之，则得之矣。请更申说其理由。
天下无论何事，天分之力，皆居十之八；人工之力，只居十之二。性之所近者：一见即能感觉其趣味，即能得着门径，从此加功，自然能悟入深处，且彼自然深嗜笃好，不待迫促而孜孜不能自已；性不相近者则小然：一见其事，即觉漠然；既不感觉趣味，亦无线索可得。于此而强之使为，任其自然则终无人处，勉强求之，则走入歧路。此凡百学问皆然，而国文亦其一也。以吾人现在生活之环境，文言既非尽人所能通，即断无强人人学之之理。此高等小学以下，所以宜专授以白话也。白话而带文言性质多者，仍苦太难；故必全以口语为基础。
至中学，则其中必有一部分能通文言之人（非谓小学生中无之，然即能通文言者，初教授时，仍宜从白话入手，笃旧者每谓“文学宜自古及今，能通先秦两汉之书，则于后世之文字，无不能通”。此言诚然。然“能通先秦两汉之书者，于后世之书无不能通”为一问题，“入手之时，应否即授以先秦两汉之书”，为另一问题。譬如能举百斤之物者，自无不能举三十斤之物，然入手之时，是否即应令其学举百斤之物，自另为一问题也。故“能通先秦两汉之书，则于后世之文字无不能通”之事实，非可为“入手即授四书五经之教授法”作辩护。向者读书之子，何一小先读四书五经？然及其能了解，何不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起耶？故即能通文言之人，当小学时期而授之以文言，仍嫌其不适当，至于有天才之人．自然不在此限，然此等人，本宜施以特别教育，置诸今日学校教育之下，终嫌其废时可惜。此则关涉学制问题，非复国文教授问题矣），文言即不容不授。即仅欲通白话者：然①今日之白话文，与文言之交涉尚多，真以口语为基础者甚少。能略通文言，于白话文之了解上，亦非常有益。特如文中所用之词类，他日语言程度增高后，自能使今日仅见于文言者，皆变为口中所有，然在今日，则固未能。词类了解之多少，于读解及自作，皆有非常之关系，而词类多从文言中来，未能略通文言，自不能了解多数之词类，即其最著之端也。②则其所作之白话文，亦可使之多少有点文言化，于文字简省，意义确定，且有势力三点，均有非常之益处。故在中学，文言必不容不授，但其授之，必须兼为欲通文言者及仅欲通白话者计算，使其精神日力，皆无虚耗，乃为得策，夫如是，则莫善乎“求其解而勿责其作”矣。
4.中学国文教学法：多读、多问、多引导
然则教授之方法，可知已矣，欲通一种文字，犹欲通一种语言也，求通一种语言，舍多听多说外，决无他法，然必耳中先有所闻，乃能矢之于口，使何种意思，当以何种言语达之。若耳中从未听过，而欲其矢之于口，此为必不可得之事，无待言矣。今日学生国文之不能通，其受病之根源，即在于此，盖今日学校中教授国文，只执成文数十百篇，死讲其文法及修词之法，而不使学生自己读书。夫文法者，谓以某种言语，达某种意思所宜遵循之格律云耳，今也胸中并无此等言语，甚且并无此等意思，而日日与之讲格律何益？故学生之学国文，当以“令其自己读书”为第一义。关于此事，去岁《新青年》中曾载有胡君适之一文，其所论，大致与鄙见相同，但有两点，鄙人不以为然者：①胡君大略举出应读之书目，其书程度太高，非中学生所能了解；分量太多，亦非中学生所能毕读，即择读，亦不易；且择读之事最难，非初学所能。②胡君谓读书皆在自修时，入教室则专从事于讲贯。
鄙意国文一科，讲贯简直有妨教学效果，须将其减至最小限度，在教室之时间，尽从事于讲贯，尚觉其太多。如鄙意：则①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之所好可也。盖必好之，然后能多读，然后能有悟入处。故仆欲为学生之读书作一格言日：“自己最好读之书，即自己最宜读之书。”②教室内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次之则学生质问，教员答，次之则教员就学生之所作，加以批评，教员之提示，须减至最少限。
教师殆全然处于被质问之地位；学生终年无所问，教师虽终年不言可也。凡疑义，贵乎自思；一疑即问，亦属不宜。凡人之学问，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欲躐一级不得。假令学生程度可分九级，全班学生二十七人，三人在一级，教师讲授，能立在第四五六级，使一二三级之人，不致十分无味，七八九级之人，不致全不了解，已觉难能可贵矣。其实于一二三七八九级之人，仍无甚益处。惟由学生自己发问，则在第几级之人，自能发第几级之问；断无第九级之人，忽发第七级之问，第一级之人，反发第三级之问之理。故凡学生之所问，即学生之所最需要者也。而教师之所答，乃恰能掖之使进一级；教师立在第四五六级，方不至使一二三级之人，欲进而无人指导；七八九级之人，受指导而仍有不能企及之虞也。凡为学生者，往往既喜言自动，而同时又欢迎教师之讲解；此则于自动之意义，并未真了解也。夫学问之长进，乃精神活动之结果（若言生理的心理，则仍系生理上活动之结果）。读书至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千次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员讲明其运动之理而即得，学国文亦犹是也，真正之了解，断非由教员讲解而得。欢迎讲授者，每日：“吾上课一时，即得教员提示之义理一条，若自修，则或百小时而不能悟及此也”；殊不知彼所得诸讲授者，其观念皆模糊而不明，非真了解也。苟能发愤自修，或历一千小时始有悟入处，亦未可知，然一有悟入处，必能同时有数十百条真确贯通之了解，持以与专听讲授者较，则彼至此时，仍并一条之真解而无之也。
然则所谓良教师者，果如何乎，曰：记不云乎？“盖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于学问之全体，皆能贯通。于学生之性质，皆能熟悉。于教授之方法，多所通晓。学生有问，答之皆适如其分，此即最良之教师也。来书云：“教员应予以最精良之工具，俾可贯通各种文学而无阻。”此言微误。求学问之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为教师者，只能于其自造工具时，略加辅助耳。工具非有物焉，可由师授之于弟子也。
又学生所作之文字，当主批评而不主改削。盖批评乃指出其不合处，如说明这样表达不可，其余可表达之法甚多，则其途宽，而学生之心思活泼，易于自寻门径，自行思索。若由教员为之改作，则学生必以为“如我所作则不可，如教员所作则可”，可与不可只剩两条路矣。
又通国文，但须多读多看，至其时自有悟入处，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则文学之美，多由直觉非可强求（惟由直觉，故昔人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则中国人之文学，为科举时代所误，昔之批评文字者，百分之九十，皆系妄加穿凿，惟于作应举之文，稍有用处；此外皆无益有损。现今讲文法及修辞学之书，文理既通之后，阅之自然能解。若欲恃此而求通，则为必无之事。犹之研究语法，乃既会说话后之事；不能执此以学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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