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伯潜：我观人生

大约在二十年前吧“人生观”的论战（录者按：指开始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曾一时甚嚣尘上，而几出有专集。所谓“人生观”，“宇宙观”……都是哲学的名词。我不是哲学家，决不想再挑起战争，虽然这只是只上谈兵的论战：更不妄想做附骥的苍蝇，续貂的狗尾；不过想把我个人对於“人生”的看法，提出来谈谈而巳。故不曰“我的人生观”而曰“我观人生”。

虽然同是“人”，对于“人生”的看法，尽有不同。这不同，势不能强之使用，也不必强之使同。例如贪官、鉴赏、守财奴、以及近来发国难财胜利财的人们，以及人生的目的只在发财享福，人生价值与所发之财所享之福成正比例，所以只要有利可图，便是无恶不作。又如军阀、官僚、政客、以及一般渴望握得政权的人们，则又以为人生的目的只在得势弄权，人生的价值与其权势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倒行逆施，不择手段，患得患失，不问是非。他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各不相同，所以做人的方法态度也各不相同，其影响于国家民族社会者，亦因之而各不相同。我国所以糟到如此，未始不由于一般人看错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青年的学生，是将来国民的中坚分子，是将来民主政治的基层分子。倘若把人生的目的也错误认为发财享、得势弄权，岂不是大糟而特糟？所以对于人生的看法，不得不求其正确一点儿。

有些人说：“我观人生，宛如打牌。一般得天独厚的人们或凭藉遗产不必自己发财而已有福可享，或托庇父荫不必自己正争权而已有势可乘。这似竖起便是一幅好牌。其或出身寒微，而提挈得人，从此攀龙附凤，鸡犬皆仙。这似上家手松，打出来的牌都配合胃口，不消几圈，便成和局。又或幸运天赋际会如期，投机得利，侥幸成功，一帆风顺，出乎意料，这似牌风大好，纵使竖起并无好牌，上家又是手紧，而抓牌时的心应手，亦可和出大牌。学识知能，至多只能换碗饱吃；如要发财得势，总须运气。这似精于牌技者，未必准场场得利，牌风一倒，至多能稍稍守住颓风，少输几文而已。”——我是生平不打牌的。但看我国现社会的人海浮沉，确和打牌有些相像。但这决不是社会的合理的常态。而且这种看法，仍以发财得势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而且是倾向命运说的，易养成一种依赖心和侥幸心。如果相信这种看法，则学识知能根本是不必要的了。所以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

有些人说，“我观人生，宛如演剧。人世间本是一座大舞台。人们本是演员，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我只是在剧中扮演了某一角色。人事的变化升沉，悲欢离合，无非是剧本中的情节。剧本中原少不了好人，也少不了坏人。扮演者不过依着大自然的导演，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已。表演时，对于剧情，固不得不设身处地，加以体会，认真做去，以求逼真。但所谓“逼真”，只是所谓“像煞有介事”而已。何必发傻劲过于认真，过于执着呢？能如此，则可以达观，可以解脱，一切任其自然，便不至有贪嗔痴等挂碍了。推而极之，即使到了不可避免的死，也只是我所扮演的角色应当下场，有何用留恋，何必悲哀呢？”——这种看法，颇近于道家的说法，确是旷达得很。但是剧中的情节，是编剧者早已安排定的。人生的情节，是谁给预先排定的呢？只求“逼真”，不可过于“认真”，这中论调，更是要不得的。古今中外许多志士，许多学者，许多发明家，和文人、艺人，所以有他们不朽的成就，都是靠这股肯认真的傻劲儿。即就平常的人事来举例，如慈母之育儿女，良师之教学生，如果没有肯认真的傻劲，只是像煞有介事的做舞台上的表演，则人类的种族和文化之延展，必得从此歇绝！我国一切事业的颓废，科学及其他学术文艺的低落，正因为聪明取巧的人太多，认真的傻子太少啊！而且如这种说法，剧中少不了坏人，坏人少不了有人扮演，扮演坏人者也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则汉奸们也可以说我本是在演剧，不是有心为虎作伥吗？所以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

我以为人生宛如旅行。旅行的意义与价值即在旅行，即在旅行经过的途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即在人生，即在其人之一生。旅程有平坦的，艰险的，困苦的，平凡的，奇特的。而且平坦安逸的往往觉其平凡，艰险困苦的却往往奇趣横生。旅行时，水则乘舟，陆则乘车，空乘飞机，其舒适省力，诚非行脚的所可同日而语。但其趣味，则不如行脚。人生也是如此。旅行的有无意义与价值，决不在旅途中是否舒适，是否到处有人招待欢迎，而在这次旅行有无充实的内容，回忆的价值。人生的有无意义与价值，也决不在生活是否优裕，曾否发财，曾否得势，曾否受人奉承，而在他一生的内容是否充实，事功学术有无成就，值得后人追念与否。我们有时整天闲着没事，便会觉得这一天似乎特别长；但在后日回忆起来，觉得这空空洞洞的一天，似乎没有过的一般。有时候，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只觉得这一天似乎特别短；但在日后回忆起来，觉得这天的生活非常充实，可以抵得两天。人之一生也是如此。所以虚度一生的人，虽年至耄耋，因为它的内容是空虚的，便是没甚意义，没甚价值的；在后来的人看，似乎人世间并没有这样寿长的一个人。反之，在事功学术上有建树的人，内容充实得很，纵使年未五十，到比百岁老人有意义有价值得多。同样的，旅行的意义与价值，也不在乎旅途之长短，日期之多少的。

要一生的内容充实，就得有所作为。所谓“作为”，不仅指烈烈轰轰的丰功伟绩，传之不朽的作品，一切人所应做的工作，不论巨细，都是“作为”。俗话常说“做人”。这个“做”字最有道理。“作为”就是“做”。要一生的内容充实，世上的人大概就有数种：一种是“做做吃吃的”，一种是“吃吃做做的”，一种是”只吃不做的”，一种是“做多吃少的”。做做吃吃的人们是劳心或劳力的劳动大众。他们必须做，方有得吃，不做，便没得吃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本是人类社会合理的生活规则。大家做做吃吃，倒也天公地道，合乎互助的原理。不过在社会没有完全合理化时，这种人完全为吃而做，所做的工作完全是职业性的，不能以其兴趣自由选择工作。在生活安定时，尚可于业余从事认为有兴趣的工作；否则，即使不感兴趣，也只得为吃而做，为生活而工作了。人们所以“做一行，怨一行”，便是因此。吃吃做做的人们，本来不做也有得吃的。他们所以仍旧在做，必是对于所做的工作，曾加以选择，特别感到兴趣，或者认为做人不应该只吃不做，所以他们的做，是出于自愿的，不是职业性的。这两种人，都是合于做人的道理的。至于只吃不做的人，则在社会为蛀虫，其自身的生活简直等于猪猡，而一般人则往往羡慕他们的福气，还有那一种为社会做牛做马，吃的只是些草料，有时还不能吃饱；甚至于欲求为牛马而不可得，是最可怜的。这四种人，第一种很有变成第四种的可能，在这动荡崩溃的现状之下；第二种很有变成第三种的可能，如其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不佳，对于做人的信念不坚。社会上所以有这样四种人，仍是一种畸形的病态。我愿意“做做吃吃”，我更希望能于“做做吃吃”之外，仍有“吃吃做做”的，合于我的兴趣的工作。

俗话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似乎是一句消极的话。撞钟，这是和尚应做的工作。要不撞钟，除非不做和尚。做一日和尚，便须撞一天钟。钟，必须天天撞，不得间断。不能推说昨天已多撞了，或等明天再撞。撞，必须认真地撞，不得偷懒，应撞百零八杵的钟，一杵也不许多，不许少，而且杵杵要铛铛地响的，否则，便不配做和尚，只想吃馒头，而且想多吃馒头而又不能撞钟，或不肯撞钟的，更不配做和尚。不怪自己不能撞，不肯认真地撞，而且不许别的和尚撞他应撞的钟的，也不配做和尚。拿着钟杵当武器，打小和尚，或为要抢撞钟杵，而闹禅堂，打方丈的，更不配做和尚。一寺里，从方丈到烧火的，皆和尚也；从主持全寺到烧火，皆撞钟也。做什么和尚，撞什么钟。丢了自己应撞的钟不撞，反而越俎代庖地去装别个和尚的钟，也是不应该的，推之人事，都可作和尚观；从主持国政到扫街道，都可作撞钟观。凡是对于自己的职务能认真去做的，便是值得佩服的；主持国政的，扫街道非人都是劳苦功高的。他们的生活，都是充实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人们的立场不同，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复杂，常有好几种立场，好几种关系。例如我在国家则为国民之一，在学校则为教员之一，在家庭则对妻为夫，对弟为兄，对子为父，对媳为翁，对孙为祖，所以我一个人有做国民应撞之钟，做教员应撞之钟，做夫做兄父做翁做祖父应撞之钟，对于师友，更有做学生做朋友应撞之钟，好似一个和尚站在中央，四面八方都挂着钟，待他去撞。活着做一天人，便须撞一天钟。这是多么积极！有时候，也学碰着一口哑钟，认真去撞，其声哑然。这时，更需有撞木钟的精神，不问它的发生如何，曾否发声，仍是天天认真去撞，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必有一鸣惊人的一天。这种撞木钟的精神去做人，生活的内容还会不充实吗？人生还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吗？“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便是“一息尚存，不容少懈”的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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