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浮躁》《各领风骚三五天》
谈浮躁
自从近代西方思潮传入我国以来，有许多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人人都说，可是它们的确切涵义，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只剩下一个朦胧模糊的观念。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它在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以及当它传入我国后，我国思想家有怎样的诠释和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化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可是迄今还很少有人关心这类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学风还缺乏踏踏实实的精神，不务精深，而好趋新猎奇，满足于搞花架子，在文章中点缀一些转手贩来自己还未咀嚼消化的新学说新术语，借以炫耀。一些刊物，也往往喜欢发表这类文章。这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却对这种学风提出了批评。这里我想援引手边几本海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发表的意见。一本是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常犯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毛病，不是过分自谦自卑，就是心浮气躁狂妄自大。他说要了解另外一种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把另外一种文化的一些东西当做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种口号是很做作的，不自然的，反映我们内心问题的假权威。他举以前在台湾文学界流行的“现代主义”和“新批评”(New Criticism)为例，说随便把在外国环境中因特殊的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做我们自己的权威，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可怕的口号变成了权威，亦即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了自己的口号的时候，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formatistic fallacy)。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台湾学术界的一些情况而发，却也切中我们这里的时弊。
此外，余英时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是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余教授称他治中国思想史永远立足于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他认为，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余教授也批评了趋新猎奇的倾向。他说西方学术界号称日新月异，其实是异多于新。许多所谓新观念、新思想不过是变名词的把戏而已。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面倒的趋新的风气，一味趋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作是浅薄的表现。他提出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文化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而又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海外学者的这些说法使我深深引为共鸣。我在一九八四年写的《各领风骚三五天》一篇短文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我觉得这已成了文化领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可以使学术界去掉浅薄、浮躁，建立踏踏实实的学风。去年哈佛大学举办的“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几位海外学人对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刊物编者也提出，少登这类空文而多发表一些切实探讨中国文化的意见。
一九九三年
各领风骚三五天
学术领域内也有新陈代谢的问题，不过，更新不是趋新猎奇。新的诞生不是随心所欲，按照人的主观好恶，任意摆弄出来。在思想史上也有不少新 流派，像旋风般一个接着一个涌现。近来理论界的新说似乎也露出这种旋生旋灭的迹象。有人开玩笑，把这类新说说成是“各领风骚三五天”。黑格尔曾援引《新约》中的话来解释哲学史上新流派一个挤掉一个的现象。这段话的大意是：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黑格尔感叹地说，新哲学、最新哲学、全新哲学已经成为十分流行的徽号。 那些以为使用这些徽号能够表示某种意义的人，只要高兴就可以很容易地 要贬斥谁就贬斥谁，要推崇谁就推崇谁，甚至把某一个平庸的空论高叫作哲 学。照黑格尔看来，哲学史不是错误的陈列馆，每一种真正的哲学是不会完全消灭的。当它们推翻前人的时候，它们吸取了前人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当 它们被人推翻的时候，后人也会吸取它们遗产中的合理因素。那么，思想史 上有没有不留痕迹、永远消失在忘川中的东西呢?有的，就是那些经不起时 间洗刷、旋生旋灭的新说，因为它们仅仅是由于趋新猎奇而出现，它们毫不 理睬前人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它们自己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 它们只是思想发展史上的不正常的畸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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