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破解办学条件、治理方式和动力体系难题

驶入新时代的基础教育，牵线两端。

一端关乎社稷未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端关乎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不同性格禀赋的学生提供更加适切的教育。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等基础教育三个文件相继印发，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基础教育的主题词。

新时代赋予“高质量”新内涵

分析21世纪以来的20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截至2014年，“教育优先发展”更多时候是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但2015年以来，连续6年，“公平”和“质量”一直是教育领域的核心词。在面向未来的部署中，“质量”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党的十九大的“教育强国”，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优质教育”，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基础教育也随之步入换挡升级的新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有没有学上的问题，而是要走向高质量的发展。”

“从外部要求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基础教育应该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值得探讨的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怎么理解“高质量”是一个关键，不同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行动策略。

在张志勇看来，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上好学校”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时代的基础教育高质量。

“首先，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要追求每个学生走向自我的卓越，这个高质量的含义与过去只关注少数学生的精英教育是大不一样的。其次，全面发展的高质量。学生要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平均发展，是面向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差异的发展。”

与张志勇一样，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钟祖荣认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培养出高质量人才，这个“高质量”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的侧重点上，跟过去有所不同。“第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这是我们培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重要支撑。第二是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开放心态、敢于质疑、旺盛的求知欲等重要品质。第三是合作性和社会性的培养。还有一点，是自我管理能力和主动性的培养。这次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反映出来，学生之间的差距多是由主动性、自觉性、自我管理和自学能力差距造成的。”

钟祖荣还提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共同基础和特殊基础的关系”，既要为每个学生打好共同基础，又要为学生的优势与特长发展打好基础。“全面培养和重点培养的关系”，德智体美劳都应得到发展，同时又要抓重点、抓核心。“传统素养和现代素养的关系”，既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等，又要加强信息素养、法治意识等现代素养的培养。

随着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变化，基础教育发展也将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教授将之概括为“更加注重育人、更加注重终身、更加注重智能、更加注重融合”。

他解释说：“基础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放在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背景下去推进，要为学生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意识奠基。融合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如公平与质量的融合，出现了‘优质均衡’的概念;再如普职融合、线上线下的混融教学等”。

实践层面，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已开始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区域探索。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教育局局长张元贵认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重在“四个转型”：教育基本现代化向教育全面现代化的转型;教育基本均衡向优质普惠的转型;注重改善办学条件向发展硬件和内涵并重的转型;“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的转型。

这些区域探索，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时代内涵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借鉴。

重点领域：全面培养体系、“五育”并举、育人方式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有难点，有重点。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和专家观点比较集中，不约而同提到“构建全面培养体系”“实现‘五育’并举”和“变革育人方式”。

大家认识到，构建全面培养体系、实现“五育”并举，关键是课程体系的完善。但是，要把各门课程开齐、开全、开好，还有难题亟待解决。“全面培养，不能理解成‘拼盘式’。这块时间是德育的，那块是学科教育的。这种割裂的做法是对全面培养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理解。”钟祖荣认为。

如何破解难题?“整体”“融合”“贯通”等是受访者提及的高频词。

李政涛认为，要围绕“五育”进行整体设计、整体实施、整体评价。“整体，不是各育的简单叠加。要在整体的框架内，思考各育怎么做。其中，整体评价很重要。像劳动教育的评价，不能只评价劳动教育，还要考虑劳动教育做了以后，它对德育、美育有促进吗?这叫整体评价。”

“融合”，是由“五育”的内生规律决定的。钟祖荣分析，“五育”之间本就是融合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任何一个教育活动，都有“五育”融合的属性。在一个劳动活动中，就蕴含着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如果学校和教师能这样理解，就会达到一举五得、全面培养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提出，“整体”“融合”要求学校的学科体系、教育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都围绕“五育”并举的目标来构建。

“这需要学校在管理、教学、课程建设等方面同时发力;推进以学科为单位的内外统整，实现跨学科融合;还可以推进学校管理、学科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在育人工作中的校内跨领域融合和校内外的跨领域融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阴中学校长皇甫立同说。

到了区域层面，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局长杜忠云把“融合”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校长、教师、家长三个群落构建教育共生体;学校、家庭、社区三个场域多元共融，和谐共生;特色、评价、治理三个层面共同构建多维支撑体系。

对此，李政涛表示赞同：“只有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融合的背景之下，全面培养体系才可能全面实现。”

“整体”“融合”的思维一旦落地，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习方式和组织方式。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认为，学校要建立学习共同体。在这里，学生体验探究，成长为终身学习者。教师进行专业阅读、交流探讨、合作研究，成为有坚定信念、博学多才的学者。家长和其他社会关系人坚持教育阅读，与师生构成紧密的学习共同体。学校还要建立民主型组织。课堂师生平等，在思维碰撞和互助合作中完成真实情境下的学习任务或项目研究。课程丰富，为个性成长提供多样选择。校园里，大家的事大家协商，大家的事大家治理，在民主协商和共同治理中成就一所高品质学校。

唐江澎曾到芬兰的普通高中参观，看到偌大的车间里，学生正在维修直升飞机。由此，他尝试由终而始，放眼长远，提出“五业贯通”的思路：把学生今天所学习的课业同他们在未来读大学时选择的专业贯通起来，把专业同他们在未来进入社会后安身立命的职业贯通起来，把职业同他们将在一辈子里建功立业的事业贯通起来，把事业同造福人类、心怀天下的志业贯通起来。最终指向培养出呼应国家发展、满足社会进步要求的人才。

解决办学条件、治理方式、动力体系等约束条件问题

有代表委员提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有约束条件的。不解决约束条件，育人方式不可能发生大的改变。

张志勇指出：“办学条件、治理方式和动力体系，都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所必须要破解的重要难题。”

他结合自己了解、调研的情况，提出需要在三个方面完善体制机制。一是进一步缩小办学条件差距，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张志勇建议：“适当提高义务教育的财政保障层级。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但是义务教育的财政保障层级可以适当地向市级和省统筹教育经费来推进，特别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努力缩小省域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

二是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它既是根本任务，又是基本规律。“追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是什么?是尊重规律、依靠科学。”张志勇说，育人方式变革，说到底，是尊重教育规律以实现一个人全面有个性地发展。

三是健全动力机制，释放校长和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除了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外，与教师关系密切的还有职务职称制度、编制政策、绩效工资制度等。张志勇提出：“提高高级职称的比例是一个方面，从根本上，建议教师工资待遇适当与职称脱钩。现在有些教师的奋斗目标似乎就是追求高级教师职称，因为职务职称与工资之间挂钩太紧。可以借鉴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的办法，即使是中级职称，达到一定年限，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更高的待遇。”

“现行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以职称为核心，能否建立以岗位为核心、体现多劳多得、更加透明的绩效工资制度?比如说一位老师，完成课堂教学拿一份工资，当班主任拿一份工资，当教研组长还可以拿一份工资，等等。影响教师积极性的，还包括教师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权、建议权、决策权。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

作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关键任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被受访者一再提及。

钟祖荣建议：“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教师的素养要求和专业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等，这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总要求。在此基础上，高质量基础教育需要的高质量教师，其素养要求和专业标准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清晰。

“教师素养要跟学生的素养对应一致。我们要求学生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就要坚定，要成为信仰，才能真正影响学生。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和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是一个模型，有它的道理。”

教师的素养还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李政涛将新时代教师素养概括为两个基本功，一是“大基本功”，二是“新基本功”。“‘大基本功’就是于漪老师所说的，新时代教师要有立德树人的大基本功。”“新基本功”，包括研究学生的新基本功，教学开放、重心下移的新基本功，教学资源捕捉利用提升的新基本功，“五育融合”的新基本功，等等。“教师没有这些功夫，很难走向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课堂。”

传统的教师培养方式也需要改变。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指出，教师培养要把握教师成长的内在规律和办法。他提出“职业认同+专业发展”的路径。职业认同，激活教师的发展动力机制;专业发展，包括专业阅读、专业写作和专业交往，提高教师的成长品质。

评价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年初，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接受《人民教育》采访时提到，正在研制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学生发展质量三个评价标准)。代表委员和专家都非常期待。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任学宝认为，区域教育质量的关键在“结构性的质量”，在于区域教育发展生态以及教育内部的科学协调均衡发展。

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在“过程性的质量”，在于学校课程教学与管理的水平以及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水平。评价既要关注基础性，又要重视发展性;既要重视差异性，又要重视过程性。学生发展质量主要反映其全面发展的状况，是“结果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的统一。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品质，更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既要关注学生的成长环境，更要关注质量形成的过程与成本。

在李政涛看来，出台评价标准相对容易，关键还要有适合高质量发展评价方案实施落地的生态。“如果家长还是以分数、升学率来评价的话，教育发展就会受到掣肘。学校不能被动地适应家长，而是要扭转、改变家长的评价标准。”他认为，攻坚克难，最终要落到攻生态、克服传统理念上。但新生态、新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打持久战的准备。(中国教育新闻网—《人民教育》记者李帆钱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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