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之燃燃生起读书

读完本家作家许知远的《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世界很大很远，许知远停停走走。这是游记，更是作者的精神之旅：越疏离时空，越走进历史，越贴近他国异乡。许知远在序言中称自己是“拙劣的旅行者”，在这个每个人纷纷“在路上”的时代，他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且思考旅行的意义。

旅行是许知远用来思考世界和寻找自我的方式。在中国，他是祖国的陌生人；到了国外，他却处处看到熟悉的中国。在剑桥，他读美国人160年前写的一本书《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记录下此刻中国和英国的相逢。在俄罗斯，他在欲望的苏醒过程中，他想到了那个因一首诗而被史达林流放并死于海参威的俄罗斯诗人。在不丹，他看到了半山上造佛的中国人，将国内熟悉的逻辑带到了单纯宁静的世界。在巴黎的十三区，他找到了邓小平、周恩来、老华侨和新温州人之间的微妙联系。在柏林，他藉着那堵著名的墙，引申到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界河。在罗马，温州人欧洲创业传奇的故事背后，彰显出移民和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张。在印度，他看到了中国在智力上和创造领域上可悲的落败。他无法想像，泰戈尔在1916年的美国和日本演讲的弘扬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虚荣和浮泛的《民族主义》，在快100年后的中国，是否还有人听得懂。而在开罗，他拜会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旺尼，愕然发现他过著牙医和作家的双重生活。“埃及也是我的病人。贫困、腐败、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

知性而独立，迂迴却直进，似乎是在这个经验贫乏的年代，唯有通过欧、亚、非的场场壮游，自我的追寻和对中国的质问才有可能完整展开。在世界，许知远成为一个不断回望中国与自身的游荡者。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

只希望未来的思潮不在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人先想起来。我们需要勇气和开始。或许我不该这么悲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或许我无法振臂高呼，引领潮流。但至少，我可以选择，听循内心的力量呼唤，渐寻自己的位置。不论逆流而行或是随波逐浪。以温柔而坚定的力量，行走。

作家许知远自序：《拙劣的旅行者》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读书笔记()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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