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薄薄的故乡》读书笔记

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故乡感”已经越来越淡化，哪里都一样了，更多故乡的意味只能在记忆里去寻找。这使我释然了许多。是的，物理上的故乡越来越同质的今天，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

你可以失去故乡，但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记忆回到故乡，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处。

我已经离他很近了，被扭送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心想，完了，他记住我了，他会回来报复我的……那是个遥远的春天的早上，比那个春天更遥远的是那里的山水，贵阳的山，贵阳的水，我已经是一个少年，正每天期待自己马上长大。

1979年那年，厂里决定在空场边的河上修建一座大礼堂，既能放电影又能举办文艺演出和开大会。大礼堂就横跨在河上面，它建起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庞然大物。奇怪的是我竟有些伤感，因为一旦它建好了就再也看不到露天电影了。我没有能够等到它完全竣工，因为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后来听很多同学说，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只在礼堂里看过几次电影。

“不如看露天的有劲。”

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周日也不再放电影了。同学聚会上有人说：“很奇怪，你走了以后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其实不是因为我走了或是谁走了，而是时间走了，童年结束了。

我迷惑了，难道这是我的幻觉吗？难道我看到的真真实实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吗？直到有一年我和父亲聊起那时的点滴，我突然发现，从父亲嘴里说出的故事，虽然都和我有关，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而我讲述的故事，在父亲那儿也是一头雾水。我突然意识到，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像一个门，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进入它的方法，而开启这个门的钥匙其实就是你自己。

父亲说过，在中国，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少年时听父亲这么说会莫名其妙地燃起仇恨，是谁那么坏，谁不让父亲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一次提起这个关于命运的话题，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我只能说命运可能和个人的决定无关，命运就是命运，但要看它身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命运就像是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虽然河流的命运可能无关乎它自己，而是它流过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因为河流的滋养，又有多少生命因它而诞生、成长。……虽然在弥留之际的父亲口中，这就是命运，没有办法，但我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多么渴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啊。

父亲谈到最多的是尊严。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面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他的儿子，父亲始终表达着对个人、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

从1966年到贵阳，到1979年离开，十三年。人们总是奇怪我为什么对于这段时光如此看重，而更多的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少年时光早就淡忘了。我的理解是，对于很多三线子弟来说，那个时间和地域太封闭了，他们的身份也太特殊了，那么多年，他们就像一群抱团取暖的人，因着同样的命运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与外界不同的生命记忆。特别是对于后来离开的人来说，那一段生活就像一坛老酒，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里突然被封存了，以至于后来的风风雨雨都与这段记忆无关。它是属于三线人自己的秘密。

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经常站在父亲文工团分的房子的大阳台上，看着这个景象。它是真真实实的，却又像极了一个幻影。这就是武汉吗？一个大到我直到离开都没有认识清楚的城市。你来到这里，你知道你是一个外乡客，所以你希望讨好它，让它知道你的到来，让它接受你。可是有时候它就像眼前这个景色，它在那里，无所谓你的讨好，自顾自地彰显它大城市的庄严和淡定。我知道，无论我怎样想要否定这个现实，已经无能为力了，贵阳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你要面对的是新的生活。就像一台电脑，需要升级和格式化，把贵阳的一切格掉，然后开始用这块全新的硬盘，往里面一点一点地加入新的内容。

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家、新的朋友，你正逐渐熟悉它，喜欢它，接受它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你又要离开了，巨大的感伤再次包围了我，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无法肯定，究竟是一个要走的人和一个只能留下来的人之间，谁的伤感程度会大一点。

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等到了终点，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将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法改变了。我将要站在那个陌生的土地上，成为那里的一个居民，不是过客，不是游客，而是一个真正的本地人了，一切就都是真的了。我跟凌云说我要在下一站下车，我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以为只要我中途停下来，对某个东西说我错了，我就能改变一切、回到过去，让一切从新来过。我急切地重复着，表露这不加掩饰的恐慌。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事实。

重回北京，物是人也是，只是我已不“是”。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一个离开学校的人，早已不可能再有当学生时的骄气，社会就这么硬生生辽阔阔地铺展在你面前，家庭的支持，朋友长辈的赞美这时已如沉在水中的石子，河水就这么无情地流淌着，你要成为你自己水中的掌舵手，再无人能依靠。

母校中央美院附中和电影学院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届届的学子犹如当年朝气的我们，而我已经踏不回这条河流。

那天我们父子俩坐在对面大山的山坡上，四周安静极了，我不敢正眼看父亲。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就像更早以前我和妹妹站在村口，看着父亲一人面对着那些围攻他的狗，孤立，无助，我多想冲上去帮他，但我知道我还没这个能力。

父亲的行为显得另类的另一件事情是，父亲坚决不打我和妹妹，也严令母亲不许打孩子。要知道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小孩子都是打出来的啊，小孩子就要挨打的呀，不打怎么办？小孩子不听话，学习不好怎么办？就要打呀。所以我的小朋友们三天两头被打得哇哇叫，然后再跑出来玩，声称自己被打了。好像昨天你被打了，今天我也被打了，这样才对啊，这是个很骄傲的事情啊，大家一样啊。你没被打吗？你没挨过打吗？这样的问题问得我很尴尬，好像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好像因为没有挨过打，我们就没法一起玩了。这个尴尬直到现在还存在，很多人在谈到小时候如何挨打，挨打的方法，以及所用的工具等等，显示出他们是一群正常的人，每次这个时候，我是无法插话的，并且明显感到自己是个有缺憾的人。

后来有几次，他被邀请到上海演出话剧，有一次还得了一个表演奖，但对别人的挽留都表示拒绝，母亲私下里说其实他心里等着别人“求”他。但我认为，他是一直做抵抗，他高调地拒绝别人的好意，高调拒绝回到上海，实际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的处境，他心里是在和命运、和社会抗争。

“我不要你们的同情，我很好。”

我有几次私下里跟他说，其实如果你能重新接受这些，重新开始，一切都不晚，而且母亲的心里也会好受些。他默不作声。

父亲说他的第一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某个周末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在贵阳山间的土路上上上下下，上坡的时候骑不动，要下来推，他会觉得真是艰难啊，而到了下坡的时候，一路飞驰，迎着风，迎着光，真是开心啊。就在他飞驰而下的时候，看见边上的地里种满了玉米，正是结苞的时候，一片一片地在风中摇曳，在阳光下闪烁，真是美啊，他们多么自由啊。冬去春来，新的生命成长了，结出了果实，随着冬天来临就凋零而去，再等下一个春风吹来的时候，它们是多么无忧无虑啊，相比较，人是多么辛苦啊。

“我多想那个时候做一颗苞米啊。”他说。

我为他高兴，但也暗暗地为他担心。担心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做事是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一上来就喜欢把事情推向高潮，只陶醉在业务上，极端厌恶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他的智商几乎为零。果然好景不长，送走了一个学年的学生之后，他再次心生厌倦，跟我说的还是人际关系太复杂，无论学校怎样挽留，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回到了北京，重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母亲和父亲不同，父亲之于政治，有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知，他的行为，比如逃避、不参与，是带有主动性的。而母亲是无所谓政治还是生活，她热爱的仅仅是参与，无论是哪个时代哪种口号，都不能阻止她积极地生活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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