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菊与刀

合上书页，回想书中的观点，确实部分解释了个人心中对日本人的疑惑，而这些疑惑过去确实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日本人通常在人们眼里是其许多行为是极为矛盾扭曲的。正如书题所言，“菊”与“刀”代表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与文化的双重性。

从小听日本人捡垃圾、排队的故事，教育我们日本人彬彬有礼素质极高，那又如何解释战争期间其极度残暴的奸淫掳掠的行为？我们常赞扬日本人极度保守守旧，传统保存的好，为何其又成为革新的先锋，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何其色情行业如此发达？听说日本人宁死不屈，在东南亚小岛坚持抗战几十年变成野人，那又何为麦克阿瑟占日时期感叹日本所有士兵百姓在天皇宣布投降一夜之间变成了良民，连丝毫的反抗都没有，完全没有中国人熟悉的巷战、游击战等敌后抵抗就这样顺从了？

也恰恰是基于以上疑惑，本书的作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人行为心理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进而形成本书。以为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实施统治改造提供决策依据。六十多年过去，本书无数次再版无疑表明其分析是较为合理和深刻的。

要深入了解日本及其文化，全书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

日本严格的“士农工商”统治秩序及“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家庭等级制度”构成了日本人的日常的基本规范。而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不同人群在不同身份所设定的等级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而这是区别中国王朝不断更迭，而日本天皇万世于一系，几百年来未发生政权更迭的根本根源。

各个阶级处于不同的阶级之上，每个阶梯又各有一套从上到下的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义务。不同阶级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出于形势，不同阶级需要架起一座桥梁，进行交流媾和。比如在日本富有的商人阶层往往通过将子女嫁给或过继给武士阶层的方式，获得应有的名分和地位，而贫穷的武士因为获其财富。而正是因为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形成了明治维新的变革力量。实际上，即便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统治秩序，依然离不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性控制。而日本人也正是抱着这种思想去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自以为为亚洲人民搭建了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并深信不疑。以致惊讶于其他国家会拒绝反抗这种制度。

二、负恩、报恩与义理的文化心理

在日本眼里，“恩”与“债”是一张镜子的两面。受恩意味着背负起债务，是要偿还的，即“恩债”，报恩成为一种义务。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愈重，像是形成一种利息，如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所以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这种恩放诸于百姓之于天皇，就成为军国主义可以利用的一种道德绑架，为报天皇圣恩，不惜牺牲一切。

而与恩相关的，是日本人所谓的“义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义理”，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称之为“对名誉的义理”，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义理的准则是必须回报，这是严格规定的。一个人迫于义理，有时不得不无视正义。而对名分的义理，则突出的表现为为洗刷污名进行的报复。甚至日本人认为，只要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衡”。一个正派的人必须使世界恢复平衡。所以报复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忍者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报复的最为著名的工具。甚至他们把正当竞争中的失败都当成一种耻辱，而无法容忍。如果一旦报复不成，他们便反求诸己，坚信通过自杀也可以洗刷污名，赢得好名声。这一方面解释了日本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三、多元世界的道德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不懂义理”。每个人处于多元的世界当中，应该在每一个世界中做到尽善尽美。书中《四十七士物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大名，为了遵从不同世界的准则做出的矛盾的行为。其为了实现对“名分的义理”，隐忍谋杀了将军，而其行为却又违反了“忠的原则”，最后大名自杀而死。一个人如果无法满足多重世界的道德准则，无疑其将陷入内心的痛苦挣扎当中，最终因为服从不同世界的义务，而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行动。

与此有关的是日本人常提的“自重”二字。其是指不允许以用心良好为理由来为失败辩解。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其后果，人们采取行动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后果。施恩于人是好事，但必须顾及到受恩的人是否感到“背上的恩债”，不可不慎。因不自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耻辱，而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其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

四、自我修养与儿童学习带来的矛盾

日本人强调进行特殊的训练的自我修养过程，以达圆熟的“无我”境地。用日本常用语说，就是“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须再为行为恰当有否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

而日本人的儿童教育也是构成其性格二元性的重要因素。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其允许儿童时代和老年时代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约束愈多，结婚前后个人自由将至最低线。背负的各种义务和恩债的中年人依然留有儿童时自由的影子，蝴蝶效应导致成人的性格矛盾。同时，儿童时代接受的害怕嘲笑和耻辱教育、“吃亏者占便宜”的教育无疑一并刻入在成年后的行为中，导致其看似矛盾实为合理的行为。

正是基本以上四点，本书向我们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日本人矛盾心理而导致令人费解的各类行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并未去过日本，仅以文献和采访在美国日本集中营的日本人写就了此书，难免存在偏误。但无可否认，其分析是卓越而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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