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的破灭（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1587年三月二日，北京城中发生了一件趣事，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消息，说中午要举行午朝大典，于是乎京城大小官员纷纷赶至皇城。可是到达皇城后，却被告知根本没有举行午朝大典，这一有失体统之事受到万历皇帝的严厉追责，可是谁都说不清谣言是从哪里发出的，于是万历皇帝索性下令，所有在京官员一律罚俸两月，一个都别想跑。
原本这仅仅是一个由谣言所引发的小插曲，可却导致了全体官员受罚，为什么统治者会对这种所谓的体统如此重视？
这一切不得不从明朝的开创者-----洪武大帝朱元璋说起，自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便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想要排除一切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因素，让老朱家的江山“永不变色”。所以他采取了诸多“创造性的”的制度变革，这对明朝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制度上，他废宰相，撤中书省，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将行政权彻底揽入皇帝手中。
另外，在监察制度方面，他撤销御史台，建立都察院，然而都察院的地位却低于六部，行政体系的监察机构被压缩，反而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负责暗中调查百官生活，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亲自”监督百官。
而且朱元璋认识到，文人既是他的统治基础，也有可能动摇皇权，因此朱元璋在落实文人治国的同时，又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甚至用廷杖这种对士大夫尊严践踏的刑罚，使士大夫的尊严荡然无存，驯服士人，以期望读书人可以听从皇帝命令。甚至将自己的理论编为“祖训”作为日后指导皇帝的“宪法大纲”，仅凭皇帝一人之私意统治国家。
这样，权力全部收归皇帝，皇帝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裁，任何事都由皇帝处置，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皇权了。
但是，朱元璋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继任者的能力与精力。在过去行政权、皇权相对分离之时，具体的、技术层面上行政事务由具有大量行政经验的宰相负责，可是现在却都要由皇帝来做，这对于皇帝的智力和精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朱元璋就经常感叹自己，睡得很晚，起得很早，但这都是他自找的，也就只有朱元璋、朱棣这类“老革命”可以坚持。可到了后来，皇帝都是久居深宫，大多既无体力，又无行政经验，他们又怎能真正处理好这些复杂的行政事务，但这些事情又非他们莫属。因而在皇帝不断提高他的“顾问秘书团”也就是内阁的权限，但内阁法理上终究还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大政方针还得由皇帝亲自裁决。因而皇帝便加强在思想、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工作，想要通过一套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儒家道德观，在社会以及官僚内部形成一套自控程序。比如，统治者通过设立“公务员考试大纲”，将内容定为指定版本的四书五经。这样读书人通过学习这些如：忠君爱国，勤政爱民等内容后，转变了思想，升华了自己的道德情操，逐渐形成一套社会风气，不断影响后来人，同时又使这些未来的官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基础，只要官员有了这种如“忠君爱国，勤政爱民”信仰基础，他们的行政手段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偏差，而且他们有工作经验，他们获取的信息一定要比中枢机构更准确，皇帝不需要再管那么多。
除了通过道德建立自控程序，明代皇帝在遇到具体的问题时，也往往将技术性问题翻译为道德性问题，通过自己最高的道德决定权对其进行裁决，因为无暇去顾及那些技术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皇帝就算什么也不懂也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裁决，而不会导致大权旁落。
所以，道德渐渐取代制度与法律成为明朝统治的基础。
因而，明代统治者极其重视道德建设以及由其延伸出来的礼法。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如一些仪式，无一不透着一种“形式主义”，其实根本没有实质内容，只是为了给百姓做出表率，以加强他们的道德认同。因为，这是皇帝合法性的一种表现，皇帝的任何行为都要贴合道德观念，而不是制度、法律，因为在明代以德治国的框架下，皇帝作为这种道德的最高裁决者，他的行为必须要是这种道德的表率，否则，一旦这种道德信仰崩塌，便是对皇帝统治地位的动摇。例如，万历皇帝想立他更为喜爱的次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在社会道德观都接受“立长不立幼”的情况下，纵使法律上有将就之处，但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这种行为就是对社会道德价值的冲击，更是对自己合法性的冲击。
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的伯祖，也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给他做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正德皇帝“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他住豹房，擅自出关与蒙古小王子交战等等，综合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一个皇帝应有的“道德”，因而遭到文官集团的一致抗议。宁王朱宸濠借此造反，打出的旗号便是对正德皇帝合法性的质疑。之后叛乱虽平，可是正德皇帝却被当作昏君的典型，永久载入史册，这种道德对皇帝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
我们的帝国极其庞大，单靠皇帝的私意是无法进行管理的，所以皇帝便需要与文官集团合作，而合作的方式便是通过道德，希望文官成为一个走有着共同思想基础的集团，文官集团道德素质的改变将会具有一种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民风日益纯朴而非刁顽，从而使万众一心，上下一统，社会按照书中道德理想自主运行，而皇帝只要牢牢掌握这种道德的最高决定权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可是理想与现实却常常不相符。
在这种道德治国体制下隐藏着着巨大的隐患，首先它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私欲”。这便形成了文官集团中“阴”、“阳”两种属性，阳是文官集团表面的共同理想与道德，阴是官员各自不可告人的“私欲”，要消除这种私欲很难，而且，明代的监察体系如此无力，在手中的权力却又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道德又怎能对官员形成约束力，而且由于这种“阴”、“阳”冲突，极易引起文官集团内部的分裂，以至于明朝末年官僚集团贪腐严重，党争不断，严重动摇了明朝的根基。可反观西方启蒙运动时的政治思想，大多是建立在承认人性“私欲”的基础之上，所以要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表明，法治是在社会道德沦丧后的产物，并不是法治一定比德治强，只是徳治的标准太难把握。
第二，建立这种道德体制的本意是维系皇帝的绝对权威，可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文官集团逐渐壮大。这些文官都是由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熟悉这种道德理论，而皇帝却是由继承而来，他虽有道德的最高决定权，可这种道德的解释权却在文官集团手中，所以，当文官集团合作起来利用这种道德解释权向皇帝违背道德的行为提出抗议，这种压力是皇帝所不能承担的。
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道德体制下，没有一套科学、具体的官员绩效考评标准，也没有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因为道德不同于法律，道德语言只有好坏两个极端，因而很没有弹性，而且即使是这种道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也渐渐变得僵化，死板，所以明代的政治体制一直在追求一种整体稳定，而不是追求客观公正，任何可以破坏政治稳定的因素都要被打压，所以明代政府虽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可是却没有一套统一的财政政策统筹全国发展，而仅仅是以一种‘削富补穷‘’的方式，使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不至于太大，这就是为了适应明代政府组织的低能，所以明代的治理体系越来越趋向低效与无序，社会经济停滞，只能维持一些基本的运转，国家动员能力极低，社会渐渐失去了失去了活力，导致明朝的衰落，仅仅是一个大国，而并非再是一个如汉、唐一样的强国。
在明朝末期的万历年间，这种状态终于到了一种无法扭转的地步，张居正想通过强力手段推行改革，让大明朝这辆‘老爷车‘加速行驶，可是面对这样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不换零部件，而强行加速，整辆车便有散架的风险，因而遭到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弹，用道德向不断向张居正抗争，最终在张居正在死后受到清算，那些破坏文官体制稳定的政策被逐一废除。
而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却清楚的认识到一项政策如果不能与文官的习惯和共同利益相协调，再完美的理论也仅仅只是空中楼阁，因此他不断充当着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调和部门利益与政策的冲突调和文官集团中‘’阴‘’、‘阳‘’的矛盾，调节文官与皇帝之间的道德对立，保持着大明王朝这个腐朽机器能够勉强运行，但它的灭亡早已成为定局。
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明代统治者希望利用道德进行控制，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每个人的行为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不依靠法律，即使是道德的良善，也无法弥补技术与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欠缺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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