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读书笔记
浅读易忘，深读易懈，因此试稍加整理，成笔记，一则加深读书印象，二则除此微信之草。然小子学识甚浅，误解之处必不少，还请不吝指正。
语言分为显性语言与隐性语言，说大必有小，说锐就有钝，当我们说桂花，则表示我们还认识到世界上有其他的花，当我们说道“国学”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于“西学”的存在的认可。因此，许多词语不仅仅包含它本身的意义，当我们使用一个词语时，常常是以一定的框架、系统来作为背景。 因此，当我们今天说到“小说”一词，则亦有其体系。在当下，小说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体系。当下在中国广泛流传的体材分类法是四分法，在中国古代古代，文章分为文和笔（即韵文和散文），这主要是依据形式，而当代在形式上我们分出了诗歌，散文，戏剧，这三者皆是一眼便能互相分辨，而为了分辨小说与散文，我们又从内容上来划分，即小说在内容上是一定长度的虚构叙事性文体，而散文在内容上则是以抒发对人生的审美感受为主的文学作品。这是当代的划分，可以发现，中国的小说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出了三个特点，一是叙事性、二是虚构性、三是有一定长度。 当代如此，但是古代并非如此。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在之后的汉代，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恢复，文学亦是。西汉成帝时，刘向和刘歆父子受政府委托，搜集整理图书，并撰写序录，记录书的作者、内容、价值，最终编成了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在整理图书时，自然要加以分类，这样的分类实际上就算是体材分类。《七略》在唐代就失传了，现代人研究《七略》，主要是通过后来班固所作的《汉书》，班固将七略删减，写成了《艺文志》，基本保留了《七略》的原貌。这七略呢，便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还剩一个是辑略，辑略相当于总要，因此《七略》采用的是六分法。首先可以看到，六类之中没有小说略，当然没有，小说地位太低了，那么它在哪呢？它在诸子略中。诸子略著录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的著作。小说尽管有一席之地，但它是排在最后的。而且，在《艺文志》诸子略的小结中第一句话就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可见，虽已有小说之名，但地位非常低下。”
当然，这里的小说和当代的概念并不相同，书中对小说的介绍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地位低已经不用再提了，而这里对于小说的定义用了这几个词，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对于这个定义，相应的收录了一些作品，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包括《周考》《青史字》《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这些书在梁时就仅存《青史子》了，隋就已经全没了。因此后人并没有机会去读。 而在之后的《隋书·经藉志》中，分类由七略变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小说则在集部中，而对小说的定义相似，只是录的书，没有晋以前的了。《唐书·经藉志》也是如此，但是把《博物志》从杂家搬到了小说家。 在宋代，曾公亮等人被命令删定旧史，所以写了《新唐书》，欧阳修撰志，而在《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中，加入了大量的晋到隋的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志神志怪的有十五家，一百五十卷，这些书许多本来是在史部杂传类的，如今退为小说，而史部则再也没有了鬼神之传，或许这可以算是从虚构与非虚构来区分文学和史学。除此之外，《新唐书》将《戒子拾遗》（垂教训）、《事始》（数典故）、《刊误》（纠讹谬）、《茶经》（叙服用）这些作品也加入了小说类。 元代没什么变化，到了明代，胡应麟写的《少室山房笔从》中，作者因小说繁杂，派别滋多，于是将小说又分为了六类，志怪（《搜神记》）、传奇（《崔莺》）、杂录（《世说新语》）、丛谈（《梦溪笔谈》）、辩订（《鸡肋》）、箴规（《颜氏家训》）。 而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纪昀将小说分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其一记录异闻（《山海经》、《搜神记》），其一缀缉琐语（《博物志》、《酉阳杂俎》）。纪昀的评价是：“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固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刊焉。” 在四库全书中，传奇没有著录，而前面说的丛谈辩订箴规等又归入了杂家。而诸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退入小说，即把非依托之史杂入志怪中，史部便不容多含传说之书。而三国，水浒等书目，并没有载录。 可见，自汉至清，小说一直处于旁支末流，尽管如《山海经》、《世说新语》等书在当今看来很有价值，尽管自宋以来在民间小说愈加兴盛，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始终不被目录学重视。曹丕说：“盖文章，经囯之大业。”刘勰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章在古代被视作载道的工具，教化的方式，文章要有高远的寄托，人们对于文的要求决定了小说只能处于这样的“文”的末流，占据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编订书目时便自然而然的将小说放于一角。 以上便是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小说在古代的演变，小说的概念随着录入作品的变化也在变化，而显得十分芜杂，总之，从街谈与巷语，到"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小说始终处于边缘但又停留在边缘，“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正是人们对它的看法。
【《中国小说史略》读书笔记】相关文章：
- 上一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读书笔记
- 下一篇：读书笔记廿三：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