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游荡者说》读书笔记
付账的诗人、回击死亡、日记及其他——陈超《游荡者说》
有的书适宜于借阅，有的书适宜于收藏，有的书适宜于借阅之后再收藏。我相信陈超的《游荡者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属于最后一种。且不说其中收藏着的数十首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等人几首文革时期创作的地下诗歌的史料价值，单就陈超师散文写作中处处流露出的“好玩”也足以使之成为书橱中的必备读物，更不用说含金量颇高的对当代文学最有名望的作家们简短评介的《28家素描》了，读此文之后不禁让人感叹，这才叫惜墨如金直击要害字字珠玑，以往我们说的那不过是正确的废话。作为一个虽然勤奋好学但天资鲁钝的后学，我读起《游荡者说》来有一种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感觉。文集非常适合倒着阅读，这样首先读到的便是他回忆性质的散文作品，继而是创作谈和戏仿之作，再接下来是对先锋诗歌运动的梳理：这样的阅读顺序其实并非为了进入文本，而是使任何时候的退出都变得“划算”，如今，诗歌不是已经变成了奢侈品了吗？我们想从其中挖掘到的东西太多，而诗人们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又太少，要么就是不合胃口！再就阅读一个作家来说，最有价值的已经在散文中回答了，而关于诗歌理论的篇目，任何时候阅读似乎都未必算晚。并且，前面的理论文章回答了太多文学史问题，以至于那些没有被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例如，“先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即先锋文学究竟有没有提供一种真实感，个人是如何被历史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中个人的心灵体验是怎样的等等——心下蓦地悲凉，整个阅读群体和市场将诗人和诗评家逼到了怎样的境地，他们战战兢兢，小心准备着受刑现场的供词，事无巨细，比质询者更要面面俱到。
但最令人惊讶的地方还要在于，诗人回答了尚未出口的质询，却也没有回答出一个最根本问题的细节：如果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去死？是的，这个问题是刁难性质的，任何回答都难免落入泛泛而谈的窠臼。因此当2014年10月30日陈超师在自己家阳台的纵身一跃，完成了对这个不怀好意的提问的回答。人们有的发愣了，而更多人则暗自庆幸，幸亏没去搞诗歌，幸亏。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更愿意对这个偶然事件抱肯定的态度。诗人的死法有很多种，自杀无疑是最迷人的那类，王静安、陈散原、海子，还有2014年那个瘦削的富士康诗人许立志，虽然不知道顾城的死算不算迷人，但他的曾经存在却无疑还是迷人的。当我们被爆炸的资讯、冷漠的人情刺痛了双眼时，诗人作为这世界上最后的傻精灵，至少应该保有自由支配生命的权利，当然，我是指那些配得上这一称号的人，但事实是目前市面上充斥着为了出名而成为诗人的附庸风雅者。出于私人原因（吾师范云晶曾受业于陈超先生，算来他应当是在下的师祖），我愿意嗔怪陈超师几句：至少应该把话说清楚再走啊，这样突然之间走了叫人很没防备（此处实有含泪之微笑）。出于学术上的考虑，鄙人认为，近些年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本不景气，陈超师的诗与评论俱佳，不顾情面地撒手人寰其实多少是文坛损失。
撇去上述疑案不谈，在世时的陈超却是一个好玩、有意思、深沉、聪明、潇洒、感伤、大孩子气的人。他的诗论和散文中经常出现的几个词语是“噬心”、“大孩子/大顽童”、“异质”、“个体主体性”等，因此当吾师范云晶在祭奠陈超老师的文章中说，“‘噬心’一词是先生在作文时经常使用的，如今，他却用如此‘噬心’的方式，狠狠地给喜爱他、喜爱诗歌的人们重重地一击！”()我反倒觉得一向洞明的老范未免因过度伤悲而显得太“槛内人”了：陈超师未必做不了自己的主，他的初衷定然也不是给亲友以重击。一切随这可爱的大顽童的意思来不是更好？“人都有无告的一面，它本是生存中的常态。诗人在揭示这种无告时，其心境也应有恰如其分的镇静和明朗。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无可无不可’，而是求真的大智大勇者的镇定。”当大家包括他的亲友有意或无意、明目张胆或私下里推论着他放弃肉身的缘由时，我想这段摘自他自己文章的话可能已经做出了精当的回答，求真，是的，这亦是诗人表达热爱的方式吧。陈超先生在河北师大除了讲授现当代诗歌，另外还担任着有关哲学的课程，这些课程与其说是上给学生，不如说更多是引起了他自己有关生命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他对大词儿“哲学”的认识是，“哲学如果不关心人的生存和生命，不回答我们最噬心的问题，那又算什么哲学？”接着，他引用叔本华的解释，认为自杀虽然结束了生命，可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却是对“意志”更强烈的肯定——许多自杀者是各类欲念空前膨胀，受到阻遏后极端的意志“诉求”，最后胜利的一方仍然是“意志”。这一幕似乎也出现在鲁迅在暗夜里的自我剖析中，而毕竟鲁迅太光芒四射了，人们看着他头上的光圈，背过身来情愿相信鲁迅精神后继无人，这其实跟毛的神化鲁迅没有差别，一个是极度的自信，一个是彻底的绝望。
在陈超师最为人称赞的诗作之一《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中，他写道，一切真正的快乐，是我去天国途中的事。回头读来，像是一纸生前遗嘱。可我打算就此打住，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挺好，干嘛还要追问这只母鸡是否还在鸡舍里呢？他的文章中似乎还是给予活着更多的关照，他说，一种回击死亡的写作/阅读永远是可能的。就这样，我将热爱奋争的生活。今天我们面对着刷不完的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想的是五花八门的其他东西，虽然我们知道，不能死，要好好活着，可说起来我们谁也不知道如何活着。
陈超师生于50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刚好赶上大时代，在校期间抽烟、打架、早恋、捉“奸”、演出、秘密阅读、旷课，几乎无恶不作，时代禁忌使得这些经验变得诱人并富于暗示性，也在一个有天赋的诗人身上埋下了一颗危险而暧昧的种子，十几岁，陈超开始写诗，第一次的阅读感动来源于《普希金抒情诗集》，此间的陈超可用“淘气”来形容。接下来是上山下乡，进工厂历练，但天资聪颖的他在这期间学会了针灸、扬琴，水平直逼专业人员。77年参加高考，接着进入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因此他与整个文革和诗歌大爆炸的80年代是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关系，这便导致了地下诗歌和先锋诗/第三代诗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与那些高产的学人相比，陈超师发表的文章并不算太多，但是每一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在《“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其人其诗》中，他系统介绍了上述两个先锋诗歌团体在诞生、发展过程中遭受的翦压。他并不因三人后来的苦难遭遇而人为地拔高这些诗作的“深刻的反抗”意义。他认为，他们年轻的心奔跑在身体之外，是向着可能美好而自由的“未来”展开的，而这个自由写作“诗歌”的“未来”，今天应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文章尤其述及郭沫若、于立群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悬案，比起国家政权意义上的“特赦”，这种文化场域的平反昭雪似乎更有意义，毕竟前一种赦免也太不足为外人道了。他在文集中写，我们都知道诗缘情，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却更应懂得：情——并不等于诗。因此，为了避免流于个人情感的粗暴宣泄，他列举了郭世英等人的诗作，例如老范津津乐道的张郎郎的《早晨》：“我听见鸡叫/我就看见/一只金羽毛的鸡/站在青色大海的上空/把红蛋黄似的朝阳/从水底叫醒/鸡在叫/（我忘记了它本来是一只满身/灰黑的白鸡，住在一破篓子里）/”，那句“满身灰黑的白鸡”真正是绝唱，列于最应当流传千古的诗句中亦无愧色，只可惜今天知道这句诗的人已经太少。“太阳纵队”鼎盛时成员包括当时中央美院的学生张郎郎（张东荪之孙）、巫鸿（2015年11月来旦做系列演讲的那个）、蒋定粤（蒋光鼐之女，十九路军？）、袁运生（现为中央美院教授、博导）等，还有中学生郭路生（诗人食指）、王东白等（1966年，张郎郎因郭世英案出逃，临走时在“太阳纵队”沙龙好友王东白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字，1968年食指以此为题，创作了著名的诗章《相信未来》）。
此外，便是对诗歌艺术的探讨了，这自然离不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他对诗人的定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像是赴宴，宴散之后必须要有人付账，而诗人就是那个付账的人。一句话道尽其对诗歌严肃性立场的坚守。他在给一位著名诗人的信中写，我看了不少诗人的文章，很精彩很有识见，每生“这么好的文章怎么不是我写的”之感，遂叹命有分定，不能强求。的确，这种对诗人身份的概括使我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诗人是为时代清场的人，这就仿佛规定了也鞭策了诗人，防止他们自我糟践，陷入廉价的暴露癖和旁若无人的手淫中。在混沌的世相中，诗人仍有义务甚至更有义务写出高贵的诗句，最重要是自己写得舒服，写作之前不应当顾忌隐含读者的睥睨。因此，意志薄弱的人不应动用日记这种文体，它是一种危险的精神财富。我们自己也会有类似的切身感受，尤其在阅读许多名人传记的过程中。日记本应是我们实现与自我沟通的方式，但有许多人将日记看做了创作，他们在日记中打扮自己、怜悯自己，他所面对的不是自己，而是未来的潜在读者，他的日记更像是一副笑逐颜开的面具。阅读是一门学习与文本争辩的快乐功课。如果阅读者从这种功课中尝不到快乐，只能证明他更适合做数学或物理——这已经超出了写作者的考虑半径。诗歌的意义则远在日记之上：诗歌使许多人生的真相败露，先锋诗歌尤其如此，因为极权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管极权是否愿意承认，一种相对自由的诗歌创作在当下是可能的，各种诗歌网络论坛的蓬勃发展使得这个国家的监控机器们几乎抽不开身去一一砍削它密不透风的枝蔓。陈超师毫不留情地指出，即便在上帝意志的宣言书和其丰功伟绩的证明书《圣经》中，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常常超出了人类乃至是撒旦的想象力。……我们敬仰上帝或许是由于我们害怕第二次洪水。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面对自我的写作，陈超师还是主张用诗歌这一历久弥新的形式来实现。他在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获奖感言说：“我不会为使别人会心而写作。正如我也不会为刺激或激怒读者而写作一样。只要能说出和说好自己想说的话，我别无他求。……我感谢人类书写行为中有写诗这回事，而我有幸置身其中。”具体到诗歌创作中，他认为诗每三行之内应有有意味的细节，但五行之内应切断某个细节，使得整首诗有“呼”有“吸”。当然，还是要是自己写得舒服。别人是否舒服，你管不着。
他还将诗人分成三类：上午型诗人合时、理智、进取；夜晚型诗人阴鸷、玄学、启示；下午型诗人岑寂、不争、惑然。对于写出了《活着》的老派诗人柏桦，他说诗中那句“隐约传来暗淡的口琴声”是整首诗的音色和音质，落伍到几乎不能称之为乐器的口琴，是一种老派的懂得羞怯的簧片，稳住了一颗诗人的心。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体味一个经受了“文革”浩劫的人在吹奏口琴时所感到的大悲凉、大风骨，但较之于上海这座大都会的感伤怀旧，朔方的怀旧就显得冰冷而深沉，这是燕赵大地孕育出的高度烈酒，南方的怀旧如《长恨歌》里摹写，是揉碎在浮藻间的幻梦，是潜伏着涌动的暗流的，既会演发成忘年恋，也有可能演发成谋杀案。
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真实情况却是：诗中变动不居的细节和肌质不见了，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已经享誉或者忙不迭奔走在此途中的人的诗中，诗中的偶然性因素也不见了。作为一个与诗人生活在同一宇宙中的人，我们同大顽童陈超一样，渴望被诗的肌质击中，毕竟这正是千百年来我们对诗人怀有好奇和敬意之处。但现在，诗人却在迷乱的世相中逐渐放弃了这种特权。当我们对极权时代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诗人在一个自由的时代由于太自由的书写而失去了自由。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书写修饰成为了整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但谁都知道，这种修饰的背后充斥着巨大的投机、自恋，“我们时代诗歌的一个严重毛病，就是诗人把自己看得比诗更有价值”，这是时代使然，还是自作孽不可活，还是兼而有之大概要交给历史学家们来总结了。“冰川纪过去了，死海里依然千帆相竞”，巨大的伤害使思想怀孕，语言中的鲜血出发还会再返回，伤害诗歌的从来不只是极权，如果我们时代的人在赴宴时把现场弄得一片狼藉，恐怕就不只是诗人乖乖结账这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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